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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赵文化与马的关系

2016-3-28 12:57| 发布者: 马庆喜| 查看: 149| 评论: 0|原作者: 陈斌

摘要: 从春秋战国历史可以看出,马对赵氏的发展壮大发挥了重要作用,对赵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本文根据赵氏发迹、壮大到衰亡的整个历史,结合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从五个方面分析了马是赵文化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 ...
略论赵文化与马的关系 

陈 斌 
 (邯郸市博物馆,河北邯郸056002) 

  摘要:从春秋战国历史可以看出,马对赵氏的发展壮大发挥了重要作用,对赵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本文根据赵氏发迹、壮大到衰亡的整个历史,结合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从五个方面分析了马是赵文化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马文化理应视为邯郸赵文化研究的一项新课题,加以深入研究。 

  关键词:赵文化;马;关系 

  中图分类号:K292. 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5462 (2008) 03 - 0001 - 05 

  春秋战国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华夏大地到处是金戈铁马,烽烟蔽日。在那个漫长的战争岁月里,马这个人类的亲密伙伴迅速登上历史舞台,在华夏民族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这个民族发展融合的过程中孕育出来的赵文化,与马产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各个方面都渗透了马的影响,马文化这支独特而有意义的课题,必将成为赵文化乃至邯郸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方面。笔者试从以下几个方面略谈一下自己的粗浅认识,希望能抛砖引玉,推动这一课题研究地深入开展。 

  一、马是赵氏发迹的重要动力 

  根据史书记载可知,赵氏从其先祖时就与马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不仅善于养马,有世代以御马驾车为业的传统,而且赵氏也是凭借这种职业的技能优势为国家立下不朽功勋,从而为赵氏的发展开创了政治基业。从这个角度说,马对于赵文化的产生具有开创性的深远意义。 

  《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氏之先,与秦共祖。至中衍,为帝大戊御。”御,则驭马驾车之业也。据《史记·索隐》可知,大业又叫皋陶。他与禹同为尧舜时代的圣贤人物,皋陶有子三人,长子大费(又名伯益)是其后嗣居留中原的一支。伯益因佐助大禹治水有功,被帝舜赏赐皂游。以后,伯益就在舜的手下担任虞官(《据尚书·尧典》) ,掌管山泽,调训鸟兽。其后世多承继祖业在朝中担任御官,至夏商间,大费之后费昌为汤御,孟戏、中衍为商中宗太戊御。当时,赵先人费昌的子孙辈有的长期在夷狄地区生活。至中在西戎,为周宁抚西垂。至大骆,复娶戎女,以戎子为嫡,西戎遂内附。后世的赵氏虽一直处于华夏文化圈,但赵和狄戎血缘关系总是处于不可分割的胶着状态。如赵盾和赵毋恤,作为最有影响的雄主,他们都是狄母所生。这种血缘关系在赵氏和戎狄之间世代地保持着。而戎狄是游牧民族,他们和马有着天然的千丝万缕联系,他们依赖马的生活习惯和方式,必然会深刻影响到赵氏的思想和生活。换句话说,赵氏先人对马的习性的了解,应该是从与戎狄族长期密切的交往中学来的。也正是有了对马的了解,才成就了赵氏先人一流的驾车技术。由此可见,赵氏先祖御马驾车的传统是具有很长的历史渊源的。 

  赵氏先祖善于驭马驾车,最终也是凭借这种职业的技艺,为国建功立业,从而奠定了赵氏发展的基业,而这个奠基人就是造父。《史记·秦本记》记载:“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的苗裔有名蜚廉者,生二子。长子名恶来,恶来下传六世的后裔非子,因擅于养马有功,周孝王封于秦,号曰秦嬴,其后建立秦国。次子名季胜,季胜下传四世的后裔是造父。西周时,造父以善驭幸于周穆王,他曾驾驶戎车载着穆王“西巡狩,见西王母”,穆王“乐而忘归”。当穆王西游期间,东方淮水流域的诸侯徐偃王乘机发生叛乱。造父为穆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将叛乱平定下去。造父因功获得穆王的嘉奖,获封赵城,此后造父的氏族就称赵氏。 

  赵氏先祖从造父以后的奄父到去周入晋的叔带,世代以驾车为业。赵氏自叔带以下五世而生赵夙。赵夙在晋献公伐灭霍、耿的战役中,又充分发挥了御者的特长,立下战功。晋献公还将耿地(今山西河津县东南) 赐予赵夙作为赏赐,这是赵氏在晋国获得第一个采邑。从此赵氏在晋国的政治地位逐渐升高。 

  赵氏与马长久地相濡以沫,了解马的习性和特点,不仅善于驭马驾车,而且还锻炼出了相马的特殊技能。赵氏的相马术在我国古代占有重要地位。 

  《淮南子·齐俗训》说:“得百走马,不若得伯乐之数(术) 。”说明相马术在古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 

  《吕氏春秋·观丧》中列举了“古之善相马者”十人,包括伯乐。他们能从马的口、眼、鼻、足等不同部位来相马:“寒风氏相口齿,麻朝相颊,子女相目,卫忌相髭,许鄙相尻,投伐褐相胸胁,管青相月责 ,陈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赞君相后。凡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良士也。若赵之王良,秦之伯乐、九方堙,尤尽其妙矣。其所以相者不同,见马之一征也,而知节之高卑,足之滑易,材之坚脆,能之短长。”伯乐已是尽人皆知的我国相马文化的代名词,然而以上可见,赵国杰出的相马师王良和伯乐对于相马“尤尽其妙矣”,更是精通相马的神奇妙术,而且王良还位列秦国的伯乐之前。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赵国相马术在我国古代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另外《, 韩非子·说林下》说,伯乐还曾带着两个人到赵简子的马厩中相马,一人相马的后足,指出其中一匹是“ 马”。而另一人相马的前足,认为这马前足肿膝,负担不起全身的重量,后足就不能踢。秦人伯乐到赵氏领地内相马的这个故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相马活动的活跃以及赵氏对相马术的重视。 

  以上可以说明,马是赵氏的发迹和发展动力源泉之一,并且已融入到了赵氏的社会生活之中,理所当然地应成为赵文化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马是“胡服骑射”改革成功的关键因素 

  进入战国时期,马对赵文化发展的重要影响在赵国“胡服骑射”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得到了集中而充分地反映。这次改革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穿胡服,一是习骑射。而在这两方面内容中,穿胡服更强调的是以此改变赵国贵族所谓的华夏民族优越论的传统思想观念,倡导民族平等,体现的是学习先进的积极进取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 穿胡服”不仅为了方便骑马,也是为“习骑射”的顺利实行所开展的思想动员工作,为“习骑射”的开展提供了理论基础。改革前赵武灵王和以公子成为首的贵族之间的改革辩论,其实就是观念和理论之争。然而改革的最终目的,则是以“习骑射”的途径来提高军队的反映速度和军队作战效率。要达到此目的,其中最关键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马。因为射手早已有之,然而马作为一个活动的载体,和弓箭手结合起来,极大地发挥了人和武器的威力与能动性,所以骑射可以改变战争的方式、战场的位置、战争的时间、战斗的效率等许多要素。正因为有了独立灵活的马的因素的注入,才诞生了骑兵这个全新的兵种和新的作战形态,可以说它对中国军事史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同时,赵国的北方地区畜牧业发达,尤其盛产良马。畜牧区的居民成为赵国骑兵稳定的兵源,所产良马保证了骑兵所需。这些,都为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的顺利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赵武灵王决定实行“胡服骑射”改革,改穿简便贴体的胡服,练习骑射技能。随后招募善于骑马射箭者,建立了一支骁勇善战的骑兵部队,赵武灵王正是凭借马之优势达到了提高军事实力的目的。事实已经证明,赵国依靠机动灵活的骑兵部队,配合车兵和步兵,组成强大的军事力量,向周边进行扩张战争,相继败林胡,灭中山,从此赵国拓边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疆域达到空前辽阔的鼎盛时期,从而跻身“战国七雄”之列,实现了赵武灵王继承“简襄之烈”称雄战国的伟大理想。胡服骑射改革不仅开创了中国骑战时代的先河,而且也使马对赵文化发展的重大作用和意义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三、马是赵国文化艺术的重要题材 

  正因为赵氏的兴起与赵国的强大称雄都和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说马对于赵文化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说,马已成为赵文化的一个精神符号或一个组成部分,这种现象和符号在赵国现存的珍贵文物中也得到一定的体现。邯郸市博物馆展出有一件东汉赵王墓出土的战国早期制作的大铜鉴。其颈部有四耳,两高两低,高耳为马首造型,器外壁上部饰三条蟠螭纹装饰带,故名为蟠螭纹马首铜鉴。此铜鉴为战国早期制品,且工艺精湛,器形硕大,应为当时的贵族所有。应该说,战国赵国王室中肯定有很多的珍贵器物,然而唯独这一件能被一直传承流转下来,而历经数百年仍然保留在邯郸地界之内,并被汉代赵国诸侯所拥有,这似乎可以说明,它是一件珍贵的贵族或王者之器。我们知道,赵氏祖先是靠“御马而兴”的,所以马就成了赵氏灵魂深处的精神图腾或心理依靠,从某种程度上说,马的形象在赵国乃至赵文化中可能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由此我们也难免要对这件马首大铜鉴的装饰造型产生特有的遐想与思考。也许,它就是赵氏祖先制作、在赵氏贵族中曾数百年流传使用的族传之物。若是, 它将成为我们探究赵文化与马的关系的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另外还有几件重要文物,也可以诠释马在赵文化中的特殊意义,那就是1997 年赵王陵2 号墓出土的三匹青铜马。这三匹青铜马分别为举首行走马、低头立马、后坐式立马,大小相差无几。三匹马均铸有明显的雄性生殖器,尾端打结下垂。整体造型,准确生动,姿态各异,风格写实,为先秦时代立体圆雕马的罕见造型,充分显示了三匹青铜马均为战马形象。充分表现了赵国精湛的雕塑技艺和审美思想。同时出土的大量散落的玉片为战国时期赵王殉葬所穿的殓服———玉铠甲的甲片。这些出土实物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战国时代的战争特点,证明赵国是一个重视军事发展的国家,同时也反映了赵氏家族对马的重视,可以说已把它们当成了生死相依的伙伴和朋友。有学者认为墓中可能还埋葬有成批的赵国青铜马,如果这种推测成为事实,那么它们也有可能是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的更有力的历史见证。 

  四、马是赵氏贵族墓葬制度的重要角色 

  赵氏不仅通过马的艺术形象来寄托他们对马的钟爱和依恋,而且还以当时普遍的陪葬方式———车马坑来表现他们与马的生死相依的密切关系。车马坑,是周代以后王公贵族墓葬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 

  山西太原附近的春秋赵氏墓以及邯郸周边的三陵村、百家村、齐村、林村等战国贵族墓中都发现了车马坑,十分普遍。车、马是春秋战国时期重要的交通和作战工具,同时也是贵族们显赫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他们死后还要用车马陪葬在身边,继续享受阴间的荣华与尊贵。太原赵卿墓车马坑随葬16 辆战车和46匹战马,赵王陵2 号墓5 号车马坑出土彩绘车4 乘、马14 匹,出土车軎、盖弓帽、辔头等车马用具数百件,从中可以了解赵国王一级的车马坑规制。另外,百家村战国墓中发现了6 座车马坑,有的有马无车,有的车马兼有,仅1 号马坑就有殉马26 匹。2006 年在南水北调工程中的林村战国大墓考古中,也发现了大型车马坑。大量的考古发现表明,山西太原和河北邯郸分别是赵氏贵族祖先和战国中晚期赵国贵族的墓葬聚集区,同时也可看出赵氏贵族与马的生死相依的密切关系。 

  当然,设置车马坑在周代的王公贵族墓葬中是普遍现象,不足以单独地来证明本文的论题,但它对于马在赵文化中具有的普遍意义来说,仍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五、马是赵氏子孙永远的精神寄托 

  赵文化与马的亲密关系还体现在赵氏姓氏的发展变化上。目前研究姓氏的专家学者一致认同,中华姓氏中的“马”姓是由战国时期赵国贵族赵奢的封号———马服君演变而来的。赵奢是赵国贵族,年轻时担任过赵国的赋税官,后来成为赵国的重卿和军事家。他在战国后期的秦赵阏与之战中,大败秦军,建立奇功,被赵王赐封号为“马服君”。关于“马服”一词的意义,虞喜《志林》说:“马,兵之首也,号曰马服者,言能服马也。”“服马”一词,是古代四马战车中中间两匹驾辕马的称谓。封赵奢为“马服君”,寓意着赵奢这位股肱之臣是赵国这架国家战车上驾辕的“服马”。当然作为人的封号不会直接用“服马”之名,故而改称“马服君”,这是合乎情理的。笔者认为,“马服君”的封号除上层意思外,还应与赵氏和马的亲密关系相关联。前文说过,马对赵氏的发迹和发展立下了赫赫功勋,马已成为赵氏家族精神上的一个图腾和象征了,赵国也想依靠马的神力称雄当世。谁能称为赵族中永世可依靠的“服马”呢? 显然只有赵氏本族中的英雄才堪当此重任。而赵奢正是赵氏贵族中的英勇忠诚的代表。据专家根据西安碑林一通《大隋故荡边将军信州典签马君墓志铭》考证,赵奢为赵武灵王之子 。赵奢作为赵王的血统,理应值得信任和依托,故赵王在他建功于赵国时,没有给他“武安君”等封号,而赐予他这个庄重而神圣的“马服君”之封号,这应是经过赵氏上层贵族精心考虑的、寄予他们厚望的一次封赏。这个封号从侧面反映出赵氏贵族对马的一种特殊的感情,说明赵文化和马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马服君”之封号一出“, 马服”也开始向姓氏名词转化。如传说赵奢死后葬在其封地———邯郸西北的紫金山,故山名改称为“马服山”。而且史书还记载秦灭六国时赵奢后人即改以“马服”为氏。秦统一后,秦王西徙马服氏于咸阳,封赵奢之孙马服兴为右内史。后来,马服兴去“服”为马姓,举家迁往扶风,因而扶风成为我国马姓的郡望。不管称马服兴还是改称马兴,也不论它意味着赵氏子孙为了纪念赵氏与马的特殊的关系和缘分,还是感念马对赵氏的崛起和赵国的兴盛所做出的贡献,总之“马服”姓或“马”姓,都是其后人做出的一种引以为荣耀和寄予期望的重要选择。而且赵奢之孙在赵国行将末日时取名为“兴”,也许寓意着赵氏这支宝贵的血脉来日能依靠马的神力再度复兴的意思。这种密切关系,使得马在赵文化中具有了一种神秘的色彩和更深一层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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