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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麻城孝感乡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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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0-18 14:06:1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编者按】
  2014年4月5日,华西都市报周末副刊《宽窄巷》正式推出旨在“品读四川悠久历史,弘扬传统姓氏文化”的专题版面“四川百家姓”。时至今日,已是两年时间,“四川百家姓”几乎每周都与广大读者见面,受到读者的广泛关注和欢迎。可能读者们都已经注意到了,在报道四川姓氏文化中,几乎每个姓氏的发展史都会提到“湖广麻城孝感乡”这个地名。“麻城孝感乡”现象,流传范围之广、人数之众、争论之多,堪称罕见。但时至今日,仍没有一个定论,仍是困扰巴蜀民众的一个历史之谜。
  在“四川百家姓”开办两周年之际,经四川知名移民文化专家、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陈世松授权,华西都市报从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项目《区域文化整合与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研究——“麻城孝感乡”现象的历史解读与认同建构》的最终成果——陈世松等著的《大移民:“湖广填四川”故乡记忆》一书中,编辑整理相关内容,以“姓氏文化讲堂”的栏目形式,推出特别系列报道,为广大读者讲述陈世松研究的“麻城孝感乡”真相。

一、麻城孝感乡 究竟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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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浮雕。

  “要问祖籍在何方?湖广麻城孝感乡。”几百年来,在川渝地区的移民后裔,绝大多数都声称祖籍在湖北“麻城孝感乡”,并有老家谱的记载为证。“麻城孝感”几乎成了湖广填四川的标志,是巴蜀两地民众认祖归宗的家园记忆。
  对此,四川知名姓氏文化专家、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陈世松认为:“麻城孝感未必是大多数四川人的祖籍,或许只是四川人在历史、社会演变的长河中,完成的一次家园记忆的集体拼接。”“一个小小的孝感乡并不足以支撑庞大的移民填川工程。孝感可能只是一个移民的集散地,它演变成一个符号,支撑了共同的回忆。”

历史上,麻城孝感乡的确存在

  在中国移民史上,在有迁徙历史的人群中,有大量移民后裔声称祖先来自同一个很小的地方,这种现象在全国较为普遍。
  在这些传说中,作为某一地区祖先来源地的地名,小至一乡、一村、一巷、一坝,乃至一座城门,一棵树,往往记述得十分具体,细致入微。
  如在华北以及江苏、安徽、陕西和东北等地,广泛流传“祖先来自洪洞大槐树”的说法;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人们多将“南雄珠玑巷”视为祖籍地;福建“宁化石壁村”则被客家人视为其渐次南迁的祖地;“苏州阊门”被苏北地区人视为祖籍地;江西鄱阳“瓦屑坝”被安徽及鄂东地区人视为祖籍地;山东“枣林庄”被皖西丘陵地区人视为祖籍地;江西南昌“筷子巷”被荆湖平原地区人视为祖籍地;在川渝地区,则称祖籍来源于“麻城孝感乡”等。
  这些移民发源地,被千百万移民及其后裔世代牢记在心中,绝不是偶然的。其中必然经历了数不尽的历史演变,蕴藏着一时难以说得清楚的文化奥秘。
  那么,“麻城孝感乡”究竟在哪里?麻城地处鄂豫皖三省要冲,素有“屏蔽江淮,北控天中,东引吴会,形势险要”之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许多重大战役皆围绕此区展开争夺,上演过无数战史上的著名战役。
  麻城不仅有险可守,而且宜于农耕,适合众多人群集聚。麻城因独特的地利条件,盛产各种农作物,而且水利灌溉和交通方便。正是凭借这些有利条件,当国内政局战乱加剧时,麻城容易成为接纳众多避难人群的聚居之地。
  元末明初,天下大乱,江西成为各种势力争夺的焦点。饱受战乱之扰的江西民众,竞相逃往有险可守、有地可耕、宜于众多人群居住的麻城避难生存。除来自河南的难民外,至今麻城人大多称祖先来自江西。
  孝感乡虽然在巴蜀大地有着相当高的知名度,但在正史中却罕有记载。作为麻城下辖的一个乡级行政建置,孝感乡确实在历史中存在过。
  明朝成化8年(1472),麻城县因为“户口消耗”过多,把孝感乡并入到仙居乡。嘉靖42年(1563),被并入到仙居乡的孝感乡,又随仙居乡并入到了黄安县。从此,孝感乡在湖广的文献中彻底消失了。
  大移民,正是从蒙古统治下的麻城拉开序幕的。

元朝初,湖广填四川就开始了

  宋元战争初期,蒙古军曾攻破成都及其周边州县,造成的惨烈灾祸是前所未有的。成都平原由于遭受长达半世纪的战争破坏,早已不是历史资料上所描绘的那种“沃野千里”,“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繁盛富足的局面,而是一个久经战乱,田土大量荒芜,人口空虚,亟待恢复的凋残之区。
  元初四川人口大量锐减,造成了四川人口史上一大奇特现象,即全川各地“古户”、“旧族”、“土著”几乎灭绝。元朝统一全国后,四川各地都发生了“改州换县”的现象,仅成都路就变动州县19个,数量之多,居全省之最。州县变动的直接原因,都是由于地荒民散引起的。
  忽必烈即位后,正式在成都设立军政机构,把诏谕和安定四川社会秩序纳入议事日程。忽必烈决定仿效中国古代军事屯田的办法,尝试通过派遣军队集中屯垦的措施,以图走出困境。
  元朝四川行省创立了14个军屯,主要集中在崇庆州(今崇州市)境内。所谓14个军屯的历史事实,实际指的是抽调14个军事机构创立屯田。由于有的军事机构的立屯地点不止一个,所以立屯数量有22个。
  军屯设点区域,除江源县一处军屯位于今崇州市江源镇外,其余21个军屯,位于崇庆州晋原县(今崇州市崇阳镇),灌州青城县(今都江堰市境内)和温江县(今成都市温江区柳城镇)境内。
  在22个军屯中,以“乡”命名的有5个,其中出现了“崇庆州大栅镇孝感乡”、“崇庆州晋原县孝感乡”两个“孝感乡”,很是蹊跷。
  陈世松在书中认为,一个地方凡有以“孝”命名的地名,往往与本地出了感天动地的“孝悌”故事有关。而查崇州古今历史,在元代以前,根本找不出这样的“孝悌”故事。
  因此,在同一个地方立着以“孝感乡”命名的两处军屯,从文化来源看,明显与崇州当地没有多少关系。那么,“孝感乡”很可能是军屯的番号。
  陈世松进一步考证发现,参与屯田的军士,其中来自外省的颇多。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有着农耕传统和屯田习惯的麻城县民,都有可能应征入伍,并随军入川创立屯田。
  2001年,崇州市崇阳镇石羊村6组出土的一通明朝嘉靖年间的《万本墓志铭》上,反映了一位麻城孝感乡籍后裔在追述其先祖身世时,提到了先祖在元朝做过“屯田万户”的经历。
  通过缜密分析,陈世松认为,这两处“孝感乡”军屯的名号,有可能是由进入成都从事屯田的麻城孝感乡人带进来的。当为数众多的孝感乡民在崇庆州军屯中聚居日久,出于彼此区分和自我认同的需要,以“孝感乡”命名的军屯就此应运而生并传播开来。
  但在当时,这两个“孝感乡”不是当地县以下的一个地理单元,只是外来军户所带来的军屯番号而已。明朝以来,在元朝当年设置“孝感乡”屯田所在地区——大栅镇到街子场一带地方,开始出现了“崇庆州孝感乡火烧坡”的地名。这表明,“孝感乡”已由原来的军屯番号,逐渐演变为崇庆州下属的一个地理单元。
  是什么原因促使“孝感乡”发生由虚到实,即由一个空头军屯番号到一个实体地理单位的演变过程呢?陈世松推论,有两种情况:
  第一,因俗而置。鉴于元朝“孝感乡”军屯立于此区,在历时二三百年的历史风雨冲刷下,作为军屯番号的“孝感乡”,其影响仍持续存在。到了明朝嘉靖年间,当地居民出于对原有军屯番号的认同,在从众习俗心理的影响下,一任其旧,故将新设置的这个乡一级地理单位,直接称为“孝感乡”。
  第二,移民因素。在大规模楚人迁川潮流的历史背景下,注定有不少麻城孝感乡的移民来到四川,来到崇庆州。随着聚居此地的孝感乡民的增多,有可能将原来湖广省麻城县下这一地理单元的名称带进当地,从而将其称之为“孝感乡”。
  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或者是二者的结合,都使得“孝感乡”这一名称容易在崇庆州境内找到再次现身的土壤。所以,“孝感乡”得以在元明两朝的崇庆州上演了一出跨越时空的活剧,绝不是偶然的。
  只是,“孝感乡”后来经过明末清初的大动乱,当新一轮移民高潮到来之际,它才在历史风雨的冲刷下,从当地历史中湮灭无闻。以至在今天崇州民众的记忆中,也只能依稀记得祖先是在明清移民运动中,从湖广“麻城孝感乡”来到四川的。而对于发生在元初那段遥远的历史插曲,即由元明时代一个军屯番号演变为明朝的一个地理单元名称,再到消亡得踪影全无的历史插曲,则很少有人知悉。

元朝末,麻城人避乱迁徙入川

  元朝至正11年(1351),农民起义在中原大地爆发。活跃在鄂东、鄂中的西系红巾军,迅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掀起波澜,从而推动了楚人迁川潮流的兴起。
  西系红巾军在荆楚的行动,加剧了中部地区人口的外流趋势,使得今湖北地区成为跨区域移民的中心。
  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正好成为推进日后“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跨地域移民活动滥觞的源头。
  至正15年(1355),鄂东红巾军自沔阳攻取中兴路(今湖北江陵市),占领武昌、汉阳等路,并迁天完政权都城于汉阳。
  元朝命令四川行省就近派兵前往镇压,襄阳、荆门、峡州、武昌一带成为两军交战的战场,由此造成“民死于兵疫者十六七”,“数百里半为墟土”的局面。
  至正20年(1360),陈友谅杀徐寿辉,自立为帝,建国号大汉,将战场下移到江西、安徽境内。鄂东局势相对安定,成为江西、安徽人避难的最好去处。江西、安徽的许多避难家族,纷纷选择麻城作为安身立命之地。于是,黄州府及其所属的麻城,成为当时外来人口聚集的中心。
  随着战争的进行,荆楚地区的民众,以及最先迁居在江西地区的民众,为了躲避战乱,不得不向外再度迁移,以至出现“民之逃徙者十将八九”的后果。
  那些自江西迁入麻城的家族中,又有大量人群迁往邻近的德安府,乃至迁往四川及陕西地区,一般称之为“麻城过籍”。
  环顾当时楚地四周,唯有四川灾乱较少,加之楚蜀两省相邻,入蜀之路甚为便利,于是,四川成为这一时期楚人外迁的首选目的地。
  由于当时“大江上下皆剧盗阻绝”,“南北绝,一羽不通”,水上交通梗阻,陆路交通相对安全,因此,元末以来许多江西入蜀避难的人群,大多避开水路,先过江北上,然后再由鄂东麻城中转西进,中经“随枣走廊”转进至襄阳,再由襄阳西进,最后由巴东进抵四川。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来自长江中下游的人口一度掀起了入蜀避难的高潮。从许多文献资料看,在元末迁川的外省移民中,以原籍地为湖北黄州、麻城,尤其是孝感乡一带的家族为多。
  当然,其中也有不少来自河南、江西的避难家族。他们先是到了麻城(孝感乡)短暂停留,后来为寻找更为安全的地区,也跟随加入到楚人迁川的潮流中,进而辗转来到巴蜀。
  如原籍河南固始的曹姓始祖曹文海,“于元至正末携其子安福,避乱入蜀,初居津境谢圣坝。”原籍河南,“复迁楚之麻城孝感乡”的程辛二,在徐寿辉起兵后,“避乱入蜀”,“初寓巴县双溪蛮洞口,后迁江津,世居五岔”等,不一而足。

明玉珍据蜀,带了大量楚人入川

  元至正17年(1357),明玉珍率领红巾军乘四川内部防守空虚,溯江而上,进取重庆。进一步巩固了在四川的统治地位后,至正23年(1363)正月初一,明玉珍自称皇帝,定都重庆,建国号为大夏,改元天统。
  明玉珍入蜀,将一大批楚籍红巾军将士直接带进了四川。明玉珍起兵前,招集乡兵,部署乡豪,修栅治城,以图自保时,“有众十余万,众遂推为屯长。”其屯兵所在地随州,参与其中的的部众和民众,大多是来自于鄂东的湖广人。因此,跟随明玉珍进入四川征战的将士,也大多来自荆楚。
  美国学者罗威廉在《红雨:一个中国县城七个世纪的暴力史》中说:“明玉珍沿长江带到西部的部队(将士),大多数来自麻城,还有少量来自鄂东北的其他邻县。”
  明玉珍即位后,在内政方面,为巴蜀地区营造了一个短暂的和平安宁局面。首先,军纪严明,所到之处不扰民害民。其次,重视民生经济,在内部推行休养生息政策,以安辑扶养为急务,以取财用,以图自保。实行“十取其一”的赋税制度,并使“农家无力役之征”,使四川境内出现了“幸获扶养,颇得苏息”,“方今图为画一之规,与民共享太平之治”的景象。
  再次,注重搞好与本土人的关系,采取了一系列兴文办学、恢复科举、招贤纳才的措施。明初学者方孝儒评价说,明玉珍据蜀“躬行俭约”,“禁侵略,薄税敛,一方咸赖小康焉。”
  明玉珍入蜀,还将一批随军将士的家属以及邻里乡人带进了四川。明玉珍最初带兵入川,原本是为了筹集粮食。占领重庆后,有了割据一方的打算。他从家乡带来的子弟兵们,有的当时没有携带家眷,大夏政权建立后,为维系军心,稳固政权,明玉珍在楚地大肆推行招民政策,面向原乡有组织地招徕、接纳了一大批移民,其中包括留居家乡的将士家属。
  在明玉珍及其大夏政权的感召影响下,一批随军家属以及邻里乡人在“往依”的名义下,相继进入四川。这些举措,开创了有组织迁移楚人入川的先例,使元朝中后期以至元朝以来楚人迁川活动达到高潮。
  跟随明玉珍进入四川的部众和邻里乡人中,有不少黄州、麻城、孝感的民众。甚至可以说,黄州、麻城、孝感的民众是其主体。他们进入四川后,被分散安置在各地落业。
  明玉珍据蜀,造就了一个荆楚人口接近或超过四川土著人口的社会。明玉珍入川前,四川土著有多少人口?目前学界对于元朝中后期四川人口数量的估计大致是一致的,即在30-40万人。到大夏政权投降时,人口推测为15万户,以每户5口计,即为75万人。
  如此一来,从理论上说,多出来的30-45万人,应该就是明玉珍从湖广带来的将士及其携带家属,与随后从荆楚招募而来的移民。从荆楚而来的移民人口,也就接近或超过四川原有的土著人口。
  为安置部众和乡人,大夏政权采取军队就地设屯的方式,并特别设立官田,其管理机构是官庄,在官田里进行耕种的是庄户。此外,明玉珍还将一些州县的闲散土地,奖赏给有功将士任意插占,或鼓励“往依”或招徕的乡人,前往闲地较多的地区落业耕种。
  落业四川的楚民,在明朝取代大夏统治四川后,出于避讳的需要,在追述祖先来历时,往往耻于炫耀大夏年号和背景,大多采用“避难入蜀”或“洪武二年”奉旨填川的说法。事实上,历史上的洪武二年,朱元璋的势力还没有进入四川。所谓“洪武二年”奉旨填川的说法,真相是奉大夏政权的旨意入川。
  这一切表明,在元末四川一些地荒民散的州县,的确存在着许多追随明玉珍入蜀的楚民。尽管大夏政权被明朝所取代,但并未影响他们继续在当地耕种、生活。如今,不少楚民家族仍世代生活在当年先祖落业的地方。

  (本文根据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项目《区域文化整合与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研究——“麻城孝感乡”现象的历史解读与认同建构》的最终成果——陈世松等著的《大移民:“湖广填四川”故乡记忆》一书整理)

  华西都市报 记者黄勇整理


马庆喜,浙江龙游范坦马氏,始迁祖为宋殿中侍御史马伸,于南宋建炎二年自山东东平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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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初移民入川 先在孝感办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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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中,湖广移民跋山涉水入川。

  华洪武4年(1371),在明朝水陆两路大军压境面前,大夏后主明昇母子宣布投降。大夏政权覆亡后,明朝为加强对四川的军事控制,在全川各地设置卫所,一批楚籍军士被抽调入川屯守。
  同时,明朝为铲除大夏旧政权的根基,还对明氏旧部楚籍将士进行了安置瓦解。一场围绕着明朝镇抚四川的部署而展开的楚籍军事移民活动,拉开了序幕。

明王朝军事镇抚四川

  明朝四川卫所具有明显的军事防御性质,一大特点是“以屯养军”。卫所官兵都要屯田耕种,以解决军粮供应问题。由于卫所官兵都带有家室,而且守田执业,所以屯军具有“亦兵亦农”的特点。
  明朝卫所军士的来源,主要有从征、归附、谪发、垛集4种途径。从征是指诸将率领的士兵,归附是指投降的元军及割据政权的士兵,谪发是指判处充军的罪犯,垛集是从民户中签发的士兵。
  因灭夏从征而最终落籍四川的这部分移民,可称为军事移徙。明初以来,聚集在四川境内的军事移民数量相当多。据研究,明初大规模移民活动,分为军事移民和行政移民,即所谓军籍移民和民籍移民。四川境内的军事移民,早于行政移民前。有学者推测,明初四川军事性移民至少近百万人。
  聚集在四川的军事移民中,不少来自湖广,尤其是来自麻城籍的军士。在明朝平定四川的过程中,有不少楚民奉朝廷诏令随军从征来到四川,待军事行动结束后,就地安置落业。这些楚民,构成了洪武初年最早由政府组织迁移到四川的军事移民群体。
  当时入川的傅友德最初是陈友谅的部下,后来归顺朱元璋。傅友德的部下,都是楚人,傅友德驻蜀将士中,楚籍人不少。另外,明初平蜀,东路大军在原属四川的云阳集结,其中有大量由麻城孝感乡奉诏入川者。他们落业云阳后,被安置在长江南岸居住,南岸因此形成较早开发的社区。到了清初,与新来的寄居北岸的湖南北人,形成不同时代的移民社区。
  从洪武4年开始,明朝开始有迁湖广平民入川的举措。清宣统版的《广安县志》引旧撰《大竹志》说:“明洪武四年命廖永忠进讨,宕渠人或助为乱,永忠破之,遂大屠杀,复迁楚黄麻人来实兹土。”这里的“复迁”,指在大夏政权招募黄麻人入蜀的基础上,再次通过政府下令迁徙这一地区的民户入川。
  平息大夏政权后,明朝从四川出兵攻打云南,又从湖广抽调了大量民众为战争服务。云南平定后,这些楚民留在四川西南边地从事屯垦。从洪武14年(1381)起,即有“徙楚实蜀。名山号为乐郊,来者尤众”。
  因为有这样的历史渊源关系,在四川西南边地留存了许多“某姓营”的历史遗迹,如寇家营、王泗营、牟家营、郑营、赵营等,在大邑、蒲江、邛崃、崇州、名山、眉山东坡区6地较为普遍,据统计,共有144个“某姓营”。
  明初曾从军队中抽调了一些军官管理屯田事务,其后裔因世袭其职,其地遂以其姓命名。如邛崃市牟礼孟营孟氏,入川祖原籍是麻城孝感乡,该孟氏宗支牌首牌上书“明世指挥孟曾孔”。据考证,孟曾孔系明末人,他任“指挥”一职应是由入川始祖世袭下来的。

朱元璋处置瓦解明氏旧部

  随着大夏政权的解体,摆在明朝面前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如何妥善处置好对群雄旧部和被征服势力的安置工作。朱元璋的措施是,将大夏旧部大部分人留在了四川,就地予以安置。
  大夏政权约20万人的军队,除部分归降明朝外,其余大部沦为乱兵溃卒,散落民间。朱元璋命令李文忠“按行四川城池,抚绥军民”。又敕令傅友德、汤和,“各遣人招辑番汉人民及明氏溃亡士卒。”凡符合条件的大夏旧部丁壮,均采取收编入卫军的办法,由卫所管辖。随着卫所移戍他地,这些人也被分遣到全国各地。
  明朝在接管大夏官产——庄田的基础上,对在庄田服役的庄户,实施了“分丁”的办法,凡户满三丁者签一丁从军,编入卫所。没有被收编为卫军,以及未被签入军的庄户,一律转为民户,就地安置。
  这样一来,追随明玉珍入川的大多数荆楚将士,在经过改朝换代后,除部分丁壮编入军队、纳入卫所管理外,其余大多被明朝消化吸收,分散安置在四川各地。
  大夏覆亡后,湖广籍的大夏旧部校卒,为逃避迫害四处躲藏,有的流落民间,异地落业,有的继续留下来,与蜀中民众一起开展反抗明朝的斗争。
  洪武12年(1379)四月初六日,成都府嘉定州眉县(今眉山市)爆发了彭普贵起义事件。这次起义震动全蜀,波及川南嘉定、川北广安(今广安市)、川东重庆、忠州等14个州县。3个多月后,彭普贵起义被镇压。
  彭普贵事件的爆发,引起朱元璋对四川秘密宗教会社组织,以及乘机作乱的大夏旧部的高度警觉。为铲除大夏政权的根基土壤,他将残存的湖广籍大夏旧部强制迁离出四川境土。
  山东地名志资料依据当地居民对其先世祖籍的传承记忆,为验证大夏残余势力与胶东地区的勾连关系,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旁证。
  据统计,在今莱州市(明朝为莱州府,治所在掖县)1068个自然村落中,四川移民村落有751个,占全市村落总数的70.52%。招远市(明朝属登州府)的四川移民村落有33个,莱西市(明朝属登州府)的四川移民村落有33个,昌邑县(明朝属莱州府)的四川移民村落有129个。
  在莱州122例四川移民村落中,有62.3%的祖籍来自成都府,表明成都府是明初“四川移民最大输出地”。胶东四川移民祖籍主要集中在盆地西部地区,包括川西平原及其川北、川南片区,来自盆地东部的移民原籍比例很少。

麻城孝感乡的历史使命

  明朝接管四川后,面临的人口与社会经济背景状况如何?
  大量历史事实证明,元末明初的四川,并非一片乐土。明玉珍据蜀时间短暂,生存空间狭窄,恢复发展生产的成效相当有限,四川只是初步短暂的安定,并非“难得”的乐土。
  宋元战争给四川带来的人口锐减、经济残破等严重后果,不仅在元朝百年统治期间尚未恢复改观,就是其后经过明朝200多年的努力,“犹未能复如宋世之半。”明朝接管四川后,面对的不是一片乐土,而是一个地荒人稀的凋残之区。
  明初以来,四川田土荒芜的情况,虽然经过政府采取措施,已有湖广、陕西邻境百姓的大量迁入,但仍不足以改变人稀地荒的现状。以至到了明朝中期,为解决此问题,地方政府不断有人上疏,请求有目的、有组织地迁徙罪囚徙流者,连同家属前往填充耕垦。
  元明易代,致使麻城发生了重要的社会变化,集中表现在当地人口的构成上。大概从1360多年开始,朱元璋的大批同乡,作为征服大军中的战士或他们的直系亲属,迁到了麻城。他们依据职位,成为麻城的新精英。为数更多的麻城人,在改朝换代之际迁出该县,其中大部分去了四川。
  四川作为地广民稀的“宽乡”之区,亟待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朱元璋为贯彻移“窄乡”以实“宽乡”的政策,亟待从已归属明朝的地区输出劳动力,以改变四川民鲜地广的面貌。
  较早归附的黄麻地区,因地处鄂东边陲且适合农耕的地理环境优势,在元末明初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充当了外省人口由江西经鄂东向江汉平原转移的中转站。在实现湖广内部移动,即由鄂东→江汉平原→鄂西北→鄂西南的渐进式移民过程中,麻城因有不断的人口加入进去,自然成为人口的输出基地。
  洪武初年,朱元璋颁布“迁民之策”,位于麻城东南磨子场的孝感乡,成为众多迁民聚集之地。自宋元以来,麻城孝感乡人丁兴旺,“常为乡之患害”,因此有众多人口资源为外地输出劳动力。
  麻城在元末明初之所以会出现人丁过剩的局面,除麻城自身的有利条件适应吸纳外来人口外,还在于当时的动乱,使它有可能从两个方向接收外来人口的迁入。一是由于西系红巾军徐寿辉进入江西,使得江西人口大量迁入麻城;二是由于刘福通在河南转战,使得原来定居于河南的人士“俱得从容避难于麻城孝感焉”。
  由于“蜀地土广”,亟待开发,而麻城又存在人多之患,因此,在朱元璋的一声号令下,不辞川道之险,“乡之迁人皆居之。”这样,聚集在麻城的富裕人丁,成为外迁的对象。
  在现有文献中,直接提到将麻城孝感乡作为移徙对象并迁往四川的,是明末川南道分巡检吴登启在泸州发布的《招民榜文示》。该《招民榜文示》明确记载:“迨我国初,亦移麻城孝感之民,以实富、荣二邑。”
  文告第一次明确证实,明初不仅发生过移徙“麻城孝感之民”以填实四川的事情,而且还是政府组织的、跨区域移民的范例。由于这一移徙计划并非完全符合百姓意愿,而是带有一定强制性的行为,因此,它给后代留下了深刻的历史记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为执行“迁民之策”,“位于去城东南七里磨子场”的孝感乡,一度成为移民办理迁徙谱牒的临时公署。湖广地区的移民必须到孝感乡集中,领取派发凭证、分编队伍由官差等遣送到四川。
  四川各地政府,只需验证麻城孝感乡发的凭证即可安排入籍。当移民派送完毕,临时公署自然就消失了,但留在移民心中的“麻城孝感乡”记忆实在太深刻了,至今仍在代代相传。

麻城孝感迁民被强制入川

  被明初政府作为移徙对象迁出,而在四川安置的“麻城孝感乡民”,多不载于官方文献,仅在民间族谱上有所反映。
  “麻城孝感之民”作为一种充实四川、稳定四川局势的力量,他们究竟是由什么人组成的?
  陈世松从已有的研究成果中,选取确为明初迁入的、原籍麻城的7个家族案例进行分析,发现了以下共同特点:
  其一,他们入蜀时虽为楚籍,但有不少非楚籍居民,其原来生活的地区,分别来自河南、山东、安徽徽州和六安、江西太和和吉水。这些地区纳入明朝版图的时间均早于四川,也就是说,他们都是较早臣服于明朝的子民。
  其二,他们移徙的时间,在洪武4年左右,都是发生在“蜀平”之前,应该是因为平蜀事件而被征发的。
  其三,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有过在麻城孝感乡生活的短暂经历。可以说,麻城既是他们迁川的始发地,也是中转站。
  其四,他们的移川行动,大多打着“奉诏迁徙”、“诏令入川”、“奉旨入川”、“奉旨填实”的旗号,跟随征蜀军队进入四川的。表明他们的迁川行动,是在政府的动员、组织下进行的,带有明显的强制行为。
  其五,他们中的不少人,是与众多家庭成员一道入川的。这表明当时被移徙入川的这个“麻城孝感之民”的群体,首先是以丁口富裕的家庭为主要对象的。
  由此可见,明初被移徙入川的“麻城孝感之民”群体,是以丁口富裕的家庭为主,其身份多具有随军入川的背景。
  在“平蜀”之初,政府就组织这部分“麻城孝感之民”迁入四川,显然是经过精心策划设计的,其中包藏着特定的政治意图。
  那么,他们是以什么方式被征发和组织起来的呢?
  在今天的四川民间传说中,被强制迁移入蜀的楚民,多由专差强行监押,甚至沿路用绳索捆绑,以至惟有大小便时才准许解开双手,即所谓“解手”的来历。“解手”故事所反映的历史内容,是与发生在洪武移民时代的强制移民现象分不开的。
  在四川移民传说中,普遍不把“解手”的传说与明初移民历史相联系,断言是“张献忠剿四川”后清朝政府下令干的,则是另有缘由的。因为四川地区,在明初发生“移”湖广“实”四川的移民活动后,又在清初再一次出现了规模更大的外省移民填川的潮流。
  由于这两次移民活动都被称为“湖广填四川”,所以民间很容易发生混淆,以至将发生在前一次移民运动产物的“解手”故事,附会到后一次移民运动身上,于是,炮制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四川版本的“解手”故事出来。
  结合明初移徙湖广迁民填实四川的局势,由于这次移徙行动是与“平蜀”战争同时策划设计的,作为从孝感乡始发地向外移徙的迁民,他们大多服从战争需要(或充兵役或当运夫),跟随伐蜀的明朝官军行动。
  他们的迁川路线必然也按官军的行进方向,分为水陆两路:一是跟随汤和、廖永忠取水路,由湖北归州溯江而上,经瞿塘峡而至重庆;二是跟随傅友德取陆路,由陕、甘,经阶、文,出绵、汉而抵成都。

孝感迁民在四川的安置

  明初被移徙的对象,在前往政府指定区域进行开垦和安置时,往往有着严格的规定界限。
  吴登启的《招民榜示文》揭示出一段在全国其他地区广为流行的移“窄乡”实“宽乡”的史实——“移麻城孝感之民,以实富、荣二邑。”这里的“麻城孝感之民”,显然不是自愿迁入的楚籍移民,应理解作被政府强迫从“窄乡”移徙到“宽乡”进行开垦和安置的对象。
  他们入川后,被严格限制在“富、荣二邑”境内安插定居。“富、荣二邑”地区,显然是明政府为这批移民精心规划设计的集中安置区。
  明初政府为什么选择在这一地区安置“麻城孝感之民”呢?
  从区域范围看,“富、荣二邑”中的“富”,指的是富顺县,“荣”指的是荣昌县。明初,富、荣二县原本彼此邻界,隔在其间的隆昌县,是明朝中期才设置的。
  明初“富、荣二邑”,区域范围甚广,大致包括今川南地区的富顺、泸州北部、隆昌以及荣昌在内,以今富顺、隆昌二县为主。这一地区由于在元末战争中遭受破坏,人口流失严重,到了明初,在裁并州县时,富顺改州为县。富顺立县之初,兵燹之余,百废待举。
  富顺有着丰富的盐泉资源,极富开发价值。征发移民迁入此区,有助于填补人口,改善地荒人稀现状。经济开发的结果,必然能带来可观的财赋收入。
  第三,这一地区位居战略要冲,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历来是兵家必守之地。鉴于大夏政权建都重庆,以长江上游的泸州、叙州(今宜宾市)为后方,在其政权覆灭后,这些地区仍存在大夏余部影响的情况下,通过移徙湖广移民于此区,无异于在川西和川东重要城市和腹心地带的外围设置了一座藩篱。
  此外,大夏旧部影响犹在,对明朝统治构成潜在威胁,亟需通过安置“迁人”加强分化牵制。
  明初政府对迁民抵达目的地后的安置,有一套完整而具体的规定。首先是“领之有司”,迁民在抵达目的地后,必须首先向所在地的官府报到,并接受其安置和管辖。其次是编入户籍,在当地落户编制,然后才算当地居民,开展生产活动。

湖广兴起自发移民活动

  明初的大规模移民活动,分为军籍移民和民籍移民,民籍移民又分为自愿移民和强制移民两类。强制移民为政府行为,自愿移民为民间自发行动。明初湖广姓氏后来之所以自发兴起向四川的迁移行动,与以下两个因素不无关系:
  首先是受全国移徙潮流的影响。朱元璋在定鼎前后,为巩固其军事、政治成果,采取强制性的人口迁移行动,以达到铲除旧势力根基,消弭反侧隐患的目的。明初鄂东、江汉平原以及鄂北地区,是政府鼓励移民迁入的地区。在这一全国性移民政策导向的影响下,湖广百姓自愿迁往地广人稀的四川地区的潮流,必然不可阻挡。
  其次是受湖广移民诏令的带动。朱元璋早在“平夏”之初,即利用地处前沿战略地位的湖广黄州麻城,发出移湖广填实四川的诏令。“孝感之民”作为受首批移徙对象,被强制安置在蜀中指定地区。
  这一举措无疑会给湖广地区正在兴起的西进移民潮流带来示范效应。既然“孝感之民”在政府诏令下,可以通过有组织的行动遣往四川安排,那么,与“孝感之民”有千丝万缕联系的麻城百姓,也完全可以效仿这一榜样,通过民间渠道自行进入四川。
  陈世松以几个姓氏族谱为例,剖析了自愿移民类型的特点:
  第一,持续时间长。湖广地区自愿移民活动,从明初一直持续到明朝中叶。
  第二,“结伴而行。”湖广地区自愿移民的形式,既有“结伴而行”,也有“偶行入川”,表明移民行动并非由政府统一组织行动。
  第三,移民群体组合自由。参与上述移民行动的人员,既有相同姓氏,也有亲戚与异姓人士;既有夫妻家庭成员,也有襁负其子、手提细弱,更有昆季兄弟同行者。
  第四,迁徙过程中行止不固定。同行人员有因“病足”中途而止,就地落业者。
  第五,落业安置之地分散。既有同祖安置于同县者,也有同祖安置于异县者。
  以上分析表明,明初湖广自愿移民群体,带有很大的松散性、随意性、机动性与分散性,不具有较强的约束力。因此,它与以军事编制为基本单位的强制性移徙“迁民”的政府行为,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马庆喜,浙江龙游范坦马氏,始迁祖为宋殿中侍御史马伸,于南宋建炎二年自山东东平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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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初湖广移民 分布在川东南

  经历宋元战争和元、大夏以及明初政治、军事诸因素的演变,四川人口数量和分布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洪武年间四川人口密集的东南部地区,正是湖广移民的覆盖区。

大夏时
湖广移民聚集川东南

  宋末元初,给四川人口以极大摧残的时间,集中在端平3年(1236)至淳祐元年(1241),遭受破坏的地区主要在人口稠密的利州(今广元)、潼川(今三台)、成都等路所在的川北、川西。
  元初四川人口锐减,并不等于没登记在籍的人户都死于战火。事实上,其中相当一部分只不过或徙或逃而散亡了。
  元初,川西地区曾出现过“孝感乡”军屯移民,元中后期曾在川中丘陵地区发生过襄、汉流民聚集的事件。受历史惯性影响,楚籍迁川前辈居住过的地区,往往会成为元末明初各类迁川湖广人聚居的区域。
  在“孝感乡”军屯所在的崇庆州,一时间成为元末兵乱麻城人避难之地。至于曾经为襄、汉流民聚集区的川中丘陵地带,元末也成为湖广人避难的首选地。
  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以今内江地区最为集中。如内江《张氏族谱·祖籍略》云:“吾家……湖广黄州麻城孝感乡,因元末避红巾之乱,始祖……迁四川成都府内江县。”
  元末,明玉珍大夏政权定都重庆。受传统社会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影响,明氏部众及其家属乡邻无不“往依”入川。
  由于当时川北、川西地区处于大夏与元朝、青巾军势力的争夺中,局势动荡不安;而以重庆为腹心,一直延伸到夔州府西北部的川东地区,因为远离湖北战场,且距离都城重庆不远,容易得到大夏政权的保护,因此大量湖广人口聚居此地,当属自然。
  以重庆为腹心的湖广人口,还沿江向西延伸至的泸州、叙州府(今宜宾)所辖的四川盆地南部地区。这主要是因为,此区原本人口稀少,加之泸州为明玉珍谋臣刘桢的家乡,属于大夏政权的后方基地,故不排除其为大夏部卒的安置之地。
  大夏政权覆灭后,大夏溃卒四处逃逃,他们不能返回原籍湖广,而能为他们提供安身立命的地方,只有远离都城重庆、位置偏僻的川南地区。明初,不满新政权的大夏旧部,之所以能在此区发起造反活动,推测与此区有较多湖广人聚居不无关系。

洪武间
湖广移民仍居川东南

  至元27年(1290),元朝完成了在籍人户数字的统计工作,全川人口分布格局是:四川人口的75%-80%集中分布在川西、川北和川中地区,川东、川南地区为人口稀少地区,这正好为明朝向这些地区移民准备了广阔空间。
  明朝开国之初,鉴于巴蜀人稀地荒的现实,在迁“窄乡”入“宽乡”的政策导向下,大量湖广移民就近迁入四川。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洪武年间迁入的湖广移民又相继在东南地区聚居。
  这是因为:第一,由于有大夏时期迁入的楚籍乡亲关系存在,因此沿着这些前辈的足迹,洪武年间自愿进入的湖广移民,又在原来湖广姓氏聚集的地区定居。
  第二,出于稳定四川社会秩序需要,明初政府从湖广地区派遣了许多湖广籍军士在一些要害地戍守,最终在当地定居。
  第三,鉴于大夏政权刚刚平定,大夏溃卒散布川南、川东地区,为加强对大夏旧部遗民的监督防范,明政府从麻城移徙迁民到指定的区域进行安置。他们进入四川后,被集中安置在“富、荣二邑”。
  学者黄友良根据地方志资料研究,对明初进入内江、广安、忠县的湖广移民做了统计说明:
  3县湖广籍姓氏共141姓,占全部姓氏的87.57%,其中麻城县籍112姓,占全部湖广籍姓氏的79.43%;“湖广麻城孝感籍”者78姓,占麻城籍姓氏的69.64%。
  移入时间集中于洪武年间。全部161个姓氏中,有155个姓为明朝迁入,其中洪武年间移入147姓,占全部明朝移入姓氏的94.83%。
  湖广麻城县有14姓47支都在洪武年间同时迁入,其中孝感“七谢”(谢姓7支)皆“同出一宗”。由此可见,湖广民户迁徙之多。
  迁出地区也相当集中。从3县姓氏移入时间看,元末移入四川的比例极小,绝大部分是明初移入的。
  通过上述可见,洪武年间,川东、川南地区人口密集区与湖广姓氏覆盖区,是元末、夏、明初政治、经济、军事诸因素综合演化的结果,与这种背景下湖广移民持续迁入此区是分不开的。

分布点
主要在长江水系网上

  明初湖广移民的空间分布,人口重心并未落在西部的成都平原,而是落在东部,即以重庆为中心,包括夔州府西北部,顺庆府、潼川州的东南部,呈现偏向东南部地区聚集的格局。这表明,洪武年间四川东南地区人口密集分布格局的形成,与湖广姓氏的迁入是密不可分的。
  明初人口密集的5个府州,正好位于流经四川盆地东南部的长江水系网上。成都府的人口主要集中在沱江流域一带,叙州则是金沙江与岷江的汇合点,泸州是沱江与长江汇合点,重庆是嘉陵江与长江汇合点。
  整个四川人口密集区和湖广姓氏覆盖区,像一个“尼龙丝网兜一样”,遍布盆地东南地区。元末明初以来的湖广移民,正是凭借沟通四川盆地的这一天然水上交通网络,源源不断地进入四川,呈网状地分布在盆地东南部地区。
  从历时性来看,这一网状结构的形成,跨越了从元朝→大夏→明朝3个政权更替,经历了上百年历史演变。如果将不同阶段的移民形势与湖广移民分布联系起来分析,可以发现一种湖广移民文化叠压积层的现象。

马庆喜,浙江龙游范坦马氏,始迁祖为宋殿中侍御史马伸,于南宋建炎二年自山东东平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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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明朝“洪武二年”藏着怎样的秘密?

当肇端于元、明的湖广移民迁川活动成为过去,变成一种历史沉淀时,人们出于生命本源的思考,沿着“我从哪里来”这一命题往下求索,自然会唤起对过去的了解和记忆。
由于孝感乡在元明以来的“移湖广实四川”历史中发轫最早,居于源头地位,因此名气最大,影响最巨。以至到了明中期,尽管这一地理单元早已在湖广消失了,但它在移民定居的四川地区,一直被湖广移民及其后裔作为对原乡的一种记忆保存下来,并通过口授和文字载体一代代流传至今。

湖广移民密集于“洪武二年”

大夏政权覆灭后,留居四川的楚籍将士和乡人,为明初湖广移民在四川的分布奠定了基础,播撒了四川楚籍祖源的种子。蜀人楚籍记忆的滥觞,正是以此作为源头的。
这集中体现在,后世蜀人在追溯祖先来源时,动辄就说迁川时间源自洪武2年(1369)。
民国《简阳县志》称:“洪武二年,湖广麻城居民迁至简州者众多。”民国《简阳县志》收录的原籍为麻城孝感乡和湖广籍的30支入川氏族中,明确为洪武2年,或洪武3年入川的家族,有24支,约占80%。
在蜀人祖源记忆中,称洪武2年入蜀的现象,主要存在于楚籍后裔中,尤其是在自称是麻城孝感乡的移民中得到了普遍认同。
这种祖源记忆,起源于何时尚待追溯,但在“民国”年间已形成一种“俗传”“蜀语”,达到“人人言然”的程度。
在清朝及“民国”的四川家谱与地方志中,有关洪武2年入蜀的家族,遍布全川。
这些洪武2年入蜀的家族,大多系籍楚省,或经湖广,或经麻城,或经孝感乡入川。

“奉旨入川”的3种不同说法

在洪武2年入蜀的家族中,又有不少人将祖先迁川原因记述为“奉檄入川”、“奉旨入川”、“奉诏入川”,更有的将“奉檄入川”的年代记为洪武2年。
众所周知,洪武2年,四川还被大夏政权控制着。为什么民间族谱普遍将家族由湖广迁入四川的时间书写为“洪武二年”?在洪武2年迁入现象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奥秘?既以“奉檄入川”相传,那么,究竟奉谁的旨意?是大夏政权的旨意,还是朱元璋明朝的旨意?还是另有原因?
对此,学界有3种观点。第一,大夏说。祖籍麻城的氏族,大多是元末“东人避乱者”,大夏政权为“招乡人以自固其势”,故颁诏者当为明玉珍无疑。沿称“洪武初迁蜀”的家族,是出于革除前朝“伪号”的需要。在明军平蜀后,不得不避讳以称之。为掩盖这段历史,他们及后裔便称家族是“避红巾之难入川者”;或改称“奉檄入川”、“奉旨填蜀”。
第二,明朝说。早在至元24年(1364),朱元璋政权就开始了对鄂东麻黄地区的直接经营和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大夏政权不仅没有能力,而且也不可能越境到朱元璋控制的地盘招徕移民。因此,家谱上记载的洪武2年迁入四川的家族,绝非是响应大夏政权的诏令。那么,这些迁入家族所奉的旨意,必然不会来自大夏政权,只能是来自明朝。
第三,陈友谅军民说。重庆学者岳精柱、程行在分析众多洪武2年麻城孝感乡民迁川的案例时指出,他们既非大夏,也非明朝,而是避难的陈友谅军民:洪武2年,还是大夏政权控制巴蜀时期。这么多人一起从孝感乡入川,是从军,还是移民?洪武2年的湖北,早已是朱元璋的势力范围,大夏政权不可能到湖北征召。因此,这些人应视为自发移民,也就是为躲避朱元璋追究的陈友谅军民。

“洪武二年”是一种象征符号

“洪武二年”不仅是四川移民迁徙源流上的一大难点,也是明朝移民史上一个令人费解的话题。环顾明初全国各地的移民活动,除确需以确切年份来书写移徙事件外,通常都是以“洪武二年”这种纪年方式来加以表达。
四川“洪武二年”现象的产生,一般而言,通常应理解为“蜀人楚籍”在明军平蜀后,出于“避忌”的一种行为表现。
四川各种地方文献也无不证明,早在明军平蜀前,已有各种类型楚籍民众迁入四川,其中既有元末自楚避难入蜀者,也有追随明玉珍入川者,他们一道构成“蜀人楚籍”的主体。
明朝定鼎天下后,这部分“蜀人楚籍”群体,为适应新政权革除“伪号”的需要,耻于再言及大夏,遂将原本于元末或大夏时期迁入的年代,转写成“洪武二年”。可见,“洪武二年”之于四川,实乃元明改朝换代背景下,附加在“蜀人楚籍”民众身上的一种文化符号。
继元末明初“徙楚实蜀”现象后,四川又在明末清初发生了再一次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
为区分不同时代迁入的移民身份,有的遂将“洪武二年”作为划分明初时代迁入者的识别标志。
在清初以来的四川社会中,与明末清初新迁入的移民相对照,其中既有宋元时代迁入者,也有以“洪武二年”为标志的明代迁入者,他们一起构成当地的“土著”,“俗称本地人”。
由于这一划分符合四川历史实际,不失为历史时期四川人口来源构成的真实写照,故这种认识逐渐积淀为四川民众的一种集体记忆。
到了“民国”年间,当新一轮四川地方志和族谱编修高潮到来之际,“洪武二年”成为指代明初时代的一种象征符号,被保存在地方民间文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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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麻城孝感乡”演化为历史记忆

  “孝感乡”从存在于湖广历史上的一个真实地理单元,随着元明之际移民迁居四川,逐渐演变为一个人文地理概念,演化为一种移民历史记忆。“孝感乡”作为一种移民家族的历史记忆,主要是通过口述和文字两种形式传承后世的。

修谱依据:口述和文字记录

  每次修谱的资料来源,都包括了记录人们口述资料的成分。即使根据祖先神主作为主要依据,祖先之间的关系,也需要依赖口述记录。更何况第一次修纂族谱的时候,必然是以口述资料作为主要依据的。
  各地修谱的经历虽然有差异,但对口述资料的依赖关系,应该是共通的,没有地域差别。在四川,我们所能见到的移民家族的族谱,大多也是这样构成的。
  当定居四川的移民家族,以族谱载体书写家族历史并保存相关移民历史时,他们用来建立家族世系和家族发展历史的史料依据,大体分为口述和文字两种。
  口述的,大多源于一代代传承下来的关于祖先来历与创业过程的口授与回忆;见诸于文字的,则又分为两类。
  一类是把前人的口述史料与回忆笔录为文字,这类文字从史料学上看,仅仅是间接史料,而非第一手的原始史料。
  真正称得上第一手原始史料的,是另一类文字,即包括记录在神主牌位、墓碑、宗祠上的文字,以及反映家族人口存亡的登记薄、反映家族分家的分关文书,以及其他土地房屋买卖关系的契约文书等。
  由于后者具有载录当时人、当时事的性质,是文字书写时代的证物,在今天看来,除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外,还具有相当的文物价值。
  需要指出的是,族谱虽然是文字成品,但它在变成文字前,也是在编修成谱时依赖口头史料整理成文字的。因此,各种形式的民间姓氏族谱,只不过是反映四川开基祖前的家族历史的口述资料集成罢了。
  口述资料在编修族谱中的价值和作用是重要的,经当事人回忆出来的人和事,尽管带有个人见解,却具有亲历亲见亲闻的特点,只要与当时的其他资料加以比照、印证和考订,仍不失为重要的史料来源。
  口述资料也是有明显局限的。主要表现在:一,依赖口头流传记忆的系谱,一般只能讲述几代先祖的谱系关系,更早的祖先谱系关系,往往是不清楚的。
  二,口述传统的记忆,一旦成为文字记录,后来的编撰者就总是企图把原来口述传统的痕迹抹掉。其中很重要的就是,把中断的世系接续起来,把缺失的祖先名讳补上。显然,这样的整理补充,大多带有后来编撰者的改写意图,很难保证不会失真。
  三,一些生动活泼的生活史资料,也因人为的加工,变为呆板的文字叙述,反而使不少有价值的生动资料流失。以至我们今天见到的一些移民族谱,编修者的文化水平越高,族谱的文字越精炼,文学修饰痕迹越重,其所保留的有价值的资料越少。

修谱中出现编造附会现象

  为重构家族历史,需要族谱编修者处理好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关于近世祖先的来历,迁徙和定居经过,以及家族盛衰的记事;二是关于近世祖与远世祖之间关系的追溯。
  比较起来,前者较易完成。这是因为,近世祖以来的历史,距族谱编修者的年代不远,依靠人们的回忆所及,能把历代祖先的事迹讲述出来,并以族谱中的传记、行状、墓志铭等形式的专文加以表现,有些则附在世系图表的个人生命资料中。
  至于后者,就比较难办了。由于远世祖距族谱编修者的年代久远,近世祖以远的祖先,不是依靠回忆所能查清的。将远代祖与近世祖系谱之间连接起来,只有通过编修者来编造。
  这项任务,主要是通过士大夫、文化人之手,以所谓的“考据订正”手段,重新进行“附会”嫁接来完成。
  明朝广东许多家族编修族谱时,把本地的口头传统和士大夫的书写传统糅合起来,通过附会远代祖先,把口传的祖先系谱与按照书写传统建立起来的系谱连接起来。为把家族的世系向前推衍,附会历史上的名人世族,重新编造出能把近世祖与远代世系连接起来的世系。
  这方面的记事内容,往往以族谱序跋的形式加以表现。这些族谱序跋,文字或长或短,或简或详,或真或伪,或出于口碑相传,或妄抄公私史籍,或为信史实录,或为荒诞不经。
  四川移民家族在编纂族谱时,情况与广东地区相类。所不同的是,在四川根据口头回忆所能追溯的远祖,其时代要比广东地区更迟一些。
  如果说,在广东,明朝后人最多能回忆到宋朝的祖先,那么,在四川,清代移民后裔们所能追溯的祖先,最远不会超过明代。
  据此可以判断,在四川,一般移民族谱所能追溯到的明朝以下的祖先事迹,应该说主要是通过口述回忆来建构的;而在明朝以前的祖先世系,应该说就属于编修者重新编造的。
  随着入川时间的推移,一方面,移民后裔对原祖籍地的记忆已渐趋模糊;另一方面,他们对原祖籍地的记述却反其道而渐趋具体而确切。
  这种矛盾表明,从明朝中晚期开始,特别是到了明朝晚期,移民对家世来源,即祖籍的记忆,已具有很大的传说色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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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明清换代背景下移民后裔“忘”了祖宗

  明末清初,四川经历了一场罕见的社会动乱。生活在这一背景下的四川人,大多经历了一段刻骨铭心的颠沛流离乃至死里逃生的岁月。清初生活安定下来,每当提及祖先来历时,又往往缺乏清晰记忆,传承文化的机制出现断裂。明清易代中,巴蜀社会中的集体失忆现象发生了。

因为失忆,所以选择麻城孝感

  早在明代中后期,巴蜀社会中的湖广居民,对祖籍记忆早已模糊。经过明清易代社会巨变后,人们又大多失去了传承记忆的主要载体——族谱。谱牒的散佚,使得清代后人无法考证明代祖先的往事,对祖籍的记忆,只能从清代记起。对明代以前祖籍,只能依靠模糊的口头传承记忆。
  明清易代所造成的社会集体失忆,为清初苟全归里的湖广姓氏后裔恢复和建构记忆创造了条件。由于麻城孝感乡作为明代社会公共资源的效应,在清初持续发酵,祖籍记忆因此得以沿袭传承。
  许多从外地返籍回到四川的明代土著居民,在重新入籍时,大多选择麻城孝感乡作为祖籍,努力为自己贴上土著的标签。
  当然,在清初宣称祖籍为麻城孝感乡的家族中,肯定有一定数量的明初迁入的“孝感之民”,但不少家族是在依据并不可靠,甚至仅凭传闻的情况下,说自己是土著的。

清初湖广移民祖籍意识淡漠

  清朝前期,围绕巴蜀地区,发生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参与重建四川经济与社会的移民,来自10多省,四川人口和社会呈现出“五方杂处”的局面。
  根据学者研究,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截止于乾隆41年(1776),当时四川实际人口数约为1000万,其中土著占总人口的38%,移民占62%。移民中,湖广(包括省籍为湖广、湖北、湖南)人口约占总人口的55.57%。
  清初最先迁入的湖广移民,凭借人口数量上的优势,以及元明以来湖广文化因素的融入铺垫,使得他们在迁居四川后,很快实现了由他乡到故乡的转变。其结果必然使得他们较早地割断了与原乡的联系,迅速成为“无根”的移民,集中表现在祖先意识的淡漠上。
  原乡意识淡薄的习惯,使得有的移民后裔对原籍宗族及谱系一片茫然。这种淡漠的谱系意识,正好与明末清初四川民间谱牒散佚较为严重,整个社会陷入集体失忆的背景相呼应。
  当社会安定下来,这部分湖广移民会像四川土著一样,需要找到一个合法又合理的前朝祖先。于是,一时间虚拟或杜撰祖籍记忆就显现了价值。这样的社会背景,为明代以来出现的孝感乡移民传说的继续流传,奠定了基础。

清末民国孝感乡传说的泛化

  清末民国时,孝感乡被作为移民祖籍大量出现。正是在这个时期,伴随着孝感乡成为湖广填四川的代名词,最终被川内民众认同为一种象征祖籍的家园符号。
  伴随着孝感乡移民传说的普及和泛化,麻城孝感乡不仅成为一般姓氏家族书写的祖籍地,甚至某些地区还笼统地将其作为湖广的代名词。一般来说,有几种情况。
  一是事实上的祖籍地。有不少家族是元末明初以来迁入的,祖籍的确是“湖广麻城孝感乡。”
  二是重新定义的祖籍地。有些家族虽然是移民迁入的,来自明代湖广麻城,属于事实上的祖籍地,但清初以来在将祖籍重新定义为土著中,却不断更改入川时间和祖籍来源地。
  三是记忆中的祖籍地:与史实明显不符或家族历史不可考的祖籍地,以及有待证实的记忆中的祖籍地。
  四是嫁接的祖籍地。这类自称是麻城孝感乡的祖籍地,多是通过地名嫁接而来的,有着明显的粘贴痕迹。如原籍“永州零陵县孝感乡”,孝感乡跑到湖南去了?
  五是虚冒的祖籍地。清初以来,在大量麻城孝感乡归籍土著的冲击下,一些势单力薄、需要求荫自庇的外省籍移民,把某世祖先说成是来自于麻城孝感乡。
  六是从众附会的祖籍地。由于移民绝大多数是没有文化的贫民,经过在战乱中转辗迁移,年代久远,几代、10多代后的后裔已不知道祖籍的确切地点,因此从众附会在所难免。
  七是泛化的祖籍地。至民国时,孝感乡不再是某一家族记录于族谱的祖籍地,而是成为一县甚至是多县众多移民后裔的祖籍地,“人人言然。”

同乡移居传说版本的定型

  与国内其他几个著名的移民传说一样,孝感乡移民传说也有传奇故事相伴随,就是张献忠剿四川故事的植入。故事的模本内容大多为在叙述祖先迁川背景时,将移民因缘与“八大王剿四川”联系在一起,进而追溯祖籍来源于麻城孝感乡。
  这个讲述因张献忠屠蜀,使得孝感乡移民填川的故事,在清末、民国的四川民间广泛流传。自元末明初肇始而于明末雏形初具的麻城孝感移民传说,遇清初战乱而重新改头换面,至清末民国而成泛化之势。
  历经几百年口笔相传,麻城孝感已然从一个事实上的祖籍地名,演变成一个湖广填川移民后裔记忆中代表祖籍的一个象征、一种符号。以至于当你询问一个四川人祖籍时,他们常常会毫不犹豫的回答:麻城孝感。
  在清代到民国的历史演变中,麻城孝感乡作为一个祖籍地,已不完全是与元明湖广移民背景有关系的一个具体而真实的迁川始发地,它在事实上已变成为与各自所处社会历史背景相联系的一个象征家园的符号。

“孝感乡”的符号指代含义

  孝感乡是孝感乡移民传说的核心和关键。如欲解剖孝感乡移民传说的建构过程,需要进一步梳理孝感乡的相关史料,通过剖析历史脉络中不同时间点上、不同语境中出现的孝感乡,已经其所指代含义的演变机理,以从中探知其符号的建构过程。
  研究者分析四川部分保存下来的老族谱发现,在明朝成化8年(1472)麻城县孝感乡被撤并前出现的“麻城县孝感乡”祖籍地,应该是真实可信的。在嘉靖大礼议礼制改革后,四川湖广移民后裔中出现了许多以“孝感”命名的祖籍地,反映的应该大礼议背景下小宗家族对始祖的追溯,不乏真实性。
  明代麻城孝感乡仅指代某一家族的祖籍地,其后逐渐演变为指代某一地区移民的祖籍地。天启年间出现在成都的“今生齿皆黄陂孝感人”的说法,是一个转折,标志着明代晚期麻城孝感乡移民传说的雏形已经出现。
  清代以迄民国年间,“麻城孝感乡”不仅成为湖广的代名词,而且成为一个地区湖广人祖籍地的代名词。这表明,在清代湖广移民居多的社会中,“麻城孝感乡”作为湖广代名词的社会认可度与流传使用范围在逐渐扩大。因此,最晚到民国时期,“麻城孝感乡”已经成为一种象征川内民众祖籍的家园符号。

“孝感乡”符号的建构过程

  清嘉庆《四川通志·舆地·陵墓》中,记载明清时期移民后裔关于其祖籍、家世的24例墓志铭,其中书写于明代的共10例。考察这10例墓志铭,“麻城”与“孝感”,是这些明代名人世家祖籍中比例最高的两个地名,其中麻城占30%,孝感占60%,“麻城孝感乡”的提法只有一例,且为明末时期,距孝感乡撤销已过去141年。
  通过详细考证,嘉庆《四川通志》中,关于祖籍记述中的最小地名均为县名,即“孝感”或“麻城”。明代为移民需要而在孝感乡专门设立了孝感乡都,这表明由孝感乡或经由孝感乡入川的移民数量之众,非同一般,但为何现存明代史料中,我们发现的、明确将祖籍记为“孝感乡”的相较“孝感”更少呢?
  首先,早在元末和明夏政权时期,即有大量孝感人入迁四川。如康熙《孝感县志》卷六载:“(元至正)十六年,(明)玉珍率兵袭重庆,称夏主,孝感人多随之入蜀。”
  其次,麻城充当的是由鄂东→江汉平原→鄂西北→鄂西南的渐进移民过程中转站的地位,孝感乡处于这条迁徙路的开始位置,孝感县处于此线路的中间位置。移民由麻城迁孝感,也是完全可能的,以至于现在孝感地区流传的民谚,将睡觉叫做回麻城去了。因此,很多孝感县人本身就有很多是从麻城甚至是孝感乡迁徙过去的,不排除其中一些人在记述祖籍时可能就在“孝感乡”与“孝感”中只选其一了。
  再次,除开那些对祖籍与入川历史一直都有清晰记录的家族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入川100多年后,特别是明代大礼议前只有嫡系才有祭祀特权的情况下,人们对祖籍的模糊甚至遗忘在所难免。
  随着入川的一些普通民众日渐富足而具备祭祖条件,并且大礼议后小宗祭祀与追溯始祖的推动,让那些模糊与遗忘必须寻找到确切的祖籍与始祖。“麻城孝感”作为移民原籍地的大名自不必说,至于是“孝感”还是“孝感乡”,或移民后裔无意识地选了其一,或略知“孝感乡”被撤销而有意选择“孝感”,也有可能。 (完)

马庆喜,浙江龙游范坦马氏,始迁祖为宋殿中侍御史马伸,于南宋建炎二年自山东东平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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