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通考》：马廷鸾父子心血的结晶

马庆喜

《文献通考》是马廷鸾与其子马端临共同撰写的。马廷鸾指导马端临撰写《文献通考》极为认真细致、严肃负责，在《文献通考》中，凡马廷鸾指导意见皆冠以“先公曰”，全书“先公曰”共有38处之多，《学校考一》“先公曰”有3处，《学校考二》有“先公曰”4处。“先公曰”不仅马端临释疑解惑、分析矛盾、探讨特点、指导治史方法，而且更展示撰写《文献通考》的体例原则，马廷鸾的“宇宙之为天下裂，岂一朝一夕之故哉”之说，成为马端临观察历史的重要指导思想。马廷鸾的史才、史识、史德多为马端临所继承。

马廷鸾指导马端临从事史学研究极为耐心细致，如关于“南唐设科举，既而罢之”一事，马廷鸾说：按《五代通录》，自梁开平至周显德，未尝无科举。而偏方小国兵乱之际，往往废坠。如江南号为文雅最盛，然江文蔚、韩熙载皆后唐时中进士第；宋齐邱、冯廷巳仕于南唐，皆白衣起家，为秘书郎。然则南唐前此未尝设科举，科举昉于此时耳，顾以江文蔚一言罢之。如以文蔚之言“前朝进士，公私相半”为讥，则文蔚亦前朝进士也。然明年以徐铉建言，复置科举，暨我朝开宝中，唐之为国不一二年将亡，而犹命张佖典贡举、放进士，可悲也巳。

五代明期实行科举，但偏方小国因兵荒马乱而未实行。南唐科举，时兴时废。这一段话是教导马端临对史事的叙述，重过程，重变化，重细节，重特点，而且还要写出自己的认识或感受。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所写按语多遵循其父示范写出，如《选举考四》“宣和八年嘉王楷考在第一，不欲令魁多士，升次名王昂为首”条下，马端临有一条按语：

太宗时，李昉、吕蒙正之子御试入等，上以势家不当与孤寒争进，黜之。颜明远等四人以见任官举进士，上惜科第不与，特授近蕃掌书记，盖惟恐权贵占科目以妨寒畯也。今亲王得以为状元。又按端拱二年有中书堂后官及第，上夺所授敕牒，勒归本局，诏今后吏人无得应举。盖惟恐杂流取名第以玷选举也。今阉宦与其隶皆得以登甲科，盖至是祖宗之良法荡然矣。

马端临在按语中说明北宋为防止“权贵占科目以妨寒畯”，同时“惟恐杂流取名第以玷选举”，对科举极为审慎。南宋发生“阉宦与其隶皆得以登甲科”，这就意味着科举随政治腐朽而腐朽，随道德沦丧而沦丧。这里不仅简明扼要地对北宋科举与南宋科举的差异变化作出鲜明对比，而且还将其变化差异的原因暗示于不言中，一则暗示五代兵荒马乱、分崩离析，科举缺乏一贯性、普遍性；一则暗示北宋科举与南宋科举大相径庭，北宋审慎，南宋草率。将以上所引父子两段话相对照比较，可看出其文风近似，文字简练，在勾画五代、宋代科举演变过程时，皆寓有言外之意以外，父子的感情变化若出一辙。马廷鸾最后感叹“可悲也已”，马端临亦步亦趋，最后以“盖至是祖宗之良法荡然矣”作结，其惋惜之意，跃然纸止。

马端临的立场、观点与其父是一致的。对汉文帝除民之田租一事，马廷鸾说：“文帝除民田租税，后十三年，至景帝二年，始令民再出田租，三十而税一。文帝恭俭节用，而民租不收者至十余年，此岂后世可及。” 马廷鸾对汉文帝的“恭俭节用”用示钦佩，认为后世帝王望尘莫及，无可与之比拟的。他主张轻徭薄赋、恤民疾苦的思想，为马端临所继承，马端临肯定后唐明宗与后周世宗是“粗为有志于爱民重农者”，与五代十代国那些以用兵争强为事的人物大不一样。马端临标榜“爱民重农”的重要，他认为理财之道应是“可以裕国而不至困民”的，他反对刻剥生民，反对轻施滥酷之刑，反对“根连株逮而诛锄之于后”；主张仁政，他说：“仁而延，暴而颠，信哉！”这些话出于马端临之口，也合乎马廷鸾之意。

马端临按照其父为之制订的规矩撰写《文献通考》，严格满足其父的要求。马廷鸾强调应在纷繁的历史事件中理出头绪，找出原因。西晋惠帝（司马衷）时惠羊皇后（献容）三次废而复立，马廷鸾公析其原因为：

自司司懿废齐王芳，司马昭弑高贵乡公，而皆假太后以为言，既以此得成篡矣，讵意其后改易诏书，黜亮升骏者，后为之也；伪立文字，弑武、悼，杀愍、怀者，后为之也。彼羊后区区一放废妇人，囚处官闱，何预世事，而今日复，明日废，纷纷未已，何邪？奸人常惧有假之以举事如前之为者，是以一人复之，则一人废之，至辱于非类而后已。哀哉，谁实基之？

羊后易为“奸人”所利用以制造事端，这是三废三立的原因所在。马廷鸾强调原因的分析的重要，马端临紧紧抓住这一要领来写按语，应该说，马端临是竭力完成了其父的这一要求的。如对官贵吏贱的问题，马端临摆出了演变过程，成周之制，无官贵吏贱之分；秦弃儒崇吏，西汉因之；西汉后期元帝、成帝至东汉之初，儒渐鄙吏。吏之可鄙的原因，马端临认为是：儒与吏互相攻击、底毁，“儒自许以雅而诋吏为俗”，“吏自许以通而诮儒为迂”，“而上之人又不能立兼收并蓄之法，过有抑扬轻重之意，于是拘谫不通者一归之儒，放荡无耻者一归之吏。”吏之被视为“放荡无耻”，马端临一针见血地指出：“后世为胥吏者作奸犯科，不自爱重，放纵于义理之处，故为世所轻，而儒者尤耻与为伍。”这是告诉人们，吏之被轻，是其自作自受造成的，这是根本的原因。

综观《文献通考》中马端临的“按”中绝大多数在分析原因。为什么范蔚宗《东汉书》叙诸王止于和帝？马端临按：“盖自孝和以后，殇、冲、质三帝皆早世，安、顺、桓三帝皆无子，惟灵帝二子，皇子辩，陈留王协，辩嗣位为董卓废而杀之；立协，是为献帝。献帝六子，其二为曹操所杀；建安十七年，封熙为济阴王，懿为山阳王，邈为济北王，敦为东海王。然是时政在曹氏，天下三分，虽有封爵之名，而实无所谓土地租食矣；既封，后九年魏始受禅，四王皆降为列侯云。”再如西汉孝文之时，封疆求其大，东汉则否，为什么有此差异？马端临解释：“盖孝文之时，分封之大小可以验国势之强弱；显宗之时，分封大小不过系祖人之丰俭。国势则宗藩强而皇子弱，殊非强干弱枝之远虑；租人则史弟丰而诸子俭，乃见先人后己之公心。然亦可以知封建一事，至东汉之初，名存实亡，故诸侯王土地之大小，初无系于理乱安危之大势哉！”另外如宋齐之制，诸王之为刺史者，立长史以佐之，既而复立典签以制之。然大概多以童稚之年，膺方面之寄，而主其事者皆长史、典签也。为什么宋齐王室多死于长史、典签之手？马端临答曰：“当时之居此职者，皆轻躁倾险之人，或假之以称乱，或卖之以为功，其情虽异，而抅祸则同。童孺无知，骈首横死于锋镝鸩毒之下，至誓不愿生帝王家，及乞为奴以纾死而不可得，哀哉！”以上几例按语虽无枝蔓烦琐之嫌，文字毕竟多了一点，但无法删削。许多按语，在可能范围内，文字极为简练，如释宋之通判：“艺祖之设通判，本欲惩五季藩镇专擅之弊。”

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所写按语是其书的精华。马端临通过“按”来抒发自己的见解，不少见解非常精辟，言人所未言；通过“按”介绍各家之说，指出典章制度的来龙去脉，历史事件的演变过程，同一事件在不同时期的差异或特点；历史人物成败得失，显赫一时的帝王将相，不免尚有罪恶或过失，大多是就事论事，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特别是对一些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以划分阶段的办法加以论述，要言不烦，一目了然。史料的取舍，他是有选择原则的，往往在“按”在加以说明。最值得注意的是在“按”中纠谬正误、拾遗补缺、释疑解惑、剖析是非、指点门径。马端临的“按”是其父“先公曰”的继承和发展，集中了父子两代人的智慧，在《文献通考》中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多有鉴古以警世之意。

《文献通考》是马氏父子两代人的心血结晶，对许多历史问题的处理，虽不能说事事精当，但他们力争以信传信、以疑传疑，这是极其审慎的态度，书中颇多存疑、当考之处，即令是较有把握的问题，唯恐万一有失，他们也较客观地表示自己的意见并非尽善尽美、确定无疑。如汉宣帝元康元年（前65）立皇考庙一事，胡致堂（胡寅）认为“既名其所后为父母，则不得名其所生曰父母矣。” 马廷鸾则认为“愚按胡氏之说，辩则辩矣，而施之宣帝之世则不可。”由于“昭帝崩，亡嗣，宣帝以兄孙为叔祖后者也，不得其所后之父而父之，则何以称其所生之父乎？”如不能对所继承的人尊之为父，怎么能称颂他的生父呢？这是说，名实虽有异，“实”以“名”扬。唯恐考虑不周，特加上“当俟通儒而质之”。这种虚杯若谷的胸怀，戒慎恐惧的态度，完全为马端临所继承，这是其书成功有力保证。马端临在介绍李淑等《三朝宝训》与《三朝训鉴图》时，认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与王明清《挥麈录》的有关说法“殊不相吻合”，他进而指出：“《挥麈录》所言，禁中刻本，且有绘图，则似则此《三朝训鉴图》十卷之书。然直斋以此书为庆历、皇祐时所修纂，则又与《挥麈录》所谓仁皇初年傅母辈侍上展玩之语深不合矣。”最后，仿效其父的笔调加上一句：“当俟考订精者质之”。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引用的史料无比丰富，都经过其精心考订、严格甄审、反复鉴定、细致筛选，仍感不可能做到天衣无缝、无懈可击。

著书难，写史尤难。马端临对郑樵之写《通志》而自命不凡，“讥诋前人，高自称许”，深不以为然，对其人其书进行了一番评论：

然夷考其书，则氏族、六书、七音等略，考订详明，议论精到，所谓出臣胸臆，非诸儒所得闻者诚是也。至于天文、地理、器服，则失之太简，如古人器服之制度至详，今止樽罍一二，而谓之《器服略》可乎？若礼及职官、选举、刑罚、食货五者，则古今经制甚繁，沿革不一，故岐公《通典》之书五者居十之八。然杜公生贞元间，故其所述止于唐天宝。今《通志》既自为一书，则天宝而后，宋中兴以前，皆合陆续铨次，如班固《汉书》续《史记》武帝以后可也。今《通志》此五略，天宝以前则尽写《通典》全文，略无增损；天宝以后，则竟不复陆续；又以《通典》细注称为已意附其旁，而亦无所发明，疏略如此，乃自谓虽本前人之典，而亦非诸史之文，不亦诬乎？

这一评论是公允的。一般认为着樵《通志》精华在二十略，马端临对二十略进行具体分析，指出天文、地理、器服失之太简；礼及职官司、选举、刑罚、食货五略，照抄《通典》，略无增损；天宝以后，南宋以前应补充的未补充；将《通典》细注据为已有，掠人之美。但他肯定其氏族、六书、七音等略“考订详明，议论精到”。其《艺文略》是宋以前图书分类目录，建立比较健全的三级分类法，是郑樵的独创，他从辩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角度出发，部析流别，至为纤悉，精祥周密，别开生面。其《校雠略》是校勘学的开山之作，给后世学术界以许多启示，如《秦不绝儒学论》二篇，对秦始皇焚书坑儒一事，促使人们重亲思考，再作评价，恢复历史真相，具有积极意义。又如《求书之道有八论》指出找书的八个途径，给予后人的启示也极大。尤其是《昆虫草木略》为其他史书所无。《通志》虽有许多创新，但问题确也不少，因袭旧的纪传体体例，照抄前人著作甚多；对著名史家司马迁、班固多所贬抑，这是不应有的态度。马端临指出：“夹漈讥司马子长全用旧文，间以里俗，采摭未备，笔削不遑。又讥班孟坚全无学识，专事剽窃，自高祖至武帝七世，尽窃迁书不以为惭。”郑樵对古人求全责备，对自己却是“高自称许”，其实其书有许多“不堪检点”之处。马端临从而行到教训，“然则著述岂易言哉！”把著书立说视为一项艰巨的任务，这一认识极其宝贵，因为视其易则不免疏忽大意，疏谋少略，浅见薄识；视其难则必认真细致，深稽博考，思虑周密。马廷鸾对马端临撰写《文献通考》的要求从严从难，马端临心领神会，对自已亦能切实做到从严从难，凡遇互相矛盾之处，皆不轻易放过。

马端临父子是以戒慎恐慎、兢兢业业的态度来撰写《文献通考》的。如关于“九献之礼”，杜佑《通典》尝采经传及注疏之说，条陈九献之说，过于简略，且与杨复《天子祭礼》之说“小异”，难定是非，特标明以引起注意。再如《三朝契丹传》所言自幽州迤北至辽宋所都中京、上京道里，与《五代史·四夷附录》所载胡峤所述也稍有“小异”，马端临“故并录之，以俟参考”。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马端临善于继承，如崇元署一官，唐创之以司道教，而必属之宗正司者，盖唐以老氏为始祖，则崇其教者，亦以为尊祖宗之事也。杜佑写《通典》，必追本溯源，“凡唐所创之官，而前代所无者，则必叙其所掌之事，以通之于前代。”管理道教的崇元署虽创之于唐，但为管理释道二教建立官司非始于唐，后魏有仙人博士，北齐有昭元寺之类。马端临继承杜佑的这一方法，追本溯源，以“宋所创之官而通之于唐”。不容忽视的是马端临在继承中有发展，以崇元署一官而言，他就将唐宋的变化作了比较：“然唐则专主以一官，而其品秩稍卑。宋虽不专置官，而常以宰相贵官兼之。”在继承中有发展，是马端临史学思想的闪光点。

马端临之所以在继承中有发展，其史学思想中之所以出现闪光点，其光源来自马廷鸾的精心培育与马端临的艰若奋斗。马廷鸾对“封建”的认识，经历了曲折的思考过程，提出了“公”与“私”的概念。马端临在其父已取得的研究成果上，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三代前、三代和秦汉以后三个阶段。这种划分阶段的办法，并非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而是运用其丰富的历史知识，对复杂的历史进行高度的概括。宋代科举变化多端，经马端临高度概括，眉目清楚。宋代科举，原试司赋，熙宁变法，专用经义取士，此后虽有经、赋并行之时，士无不习经义，但经拙而赋工，经少而赋多，则成为一定之规。马端临区分为几个阶段，而且分别标出若干年，泾渭分明：

熙宁四年始罢词赋，专用经义取士，凡十五年。至元祐元年复词赋，与经义并行。至绍圣元年复罢词赋，专用经义，凡三十五年。至建炎二年又兼经赋。……至建炎、绍兴之间，则朝廷以经义取士者且五六十年，其间兼用诗赋才十余年耳。然共场而试则经拙而武工；分科而试，则经少而赋多，流传既久，后来所至场屋，率是赋居其三之二，盖有自来矣。

历史上无论多么复杂、变化多端的问题，在马端临笔下都可呈现清晰的轮廓，条理井然。将马端临的“按”“与其”“先公曰”相比较，不难发现其父子在思路、文风以及遣词立意诸方面近似之处与一脉相承的关系。马廷鸾一些思想意识，存在着明显的时代局限性，也不同程度地反映在马端临身上。天人感应的思想，在马廷鸾身上，可谓根深蒂固，他说：“《史·表》称彗星见于秦。愚按《春秋》终鲁哀公之十四年，而麟获于鲁。《左传》终于鲁哀公之二十六年，明年而彗见于秦，天人之理，何其昭昭也。秦人亡二周，灭六国，包举宇内，并吞八荒，废井田，开阡陌，扫除先王之典籍，彗之为祸烈矣！”马廷鸾深信彗星出现，预示大祸临头。这一观念为马端临所接受，在《文献通考》记载其父这段话的后几行，为证实其父见解之准确无误，他特从《汉书·天文志》上“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年大变”这一大段中挑选出：“始皇之时，十五年彗星四见，久者八十日，长或竟天，后秦遂以兵内兼六国，外攘四夷，死人如乱麻。”这类天人感应记载，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颇多征引，如王莽地皇四年，汉兵起南阳，至昆阳，王莽遣王寻、王邑带领诸郡兵号称百万围昆阳城数重，军势甚盛。昼有云气如坏山堕军上，这即是“营头星”，占曰：“营头之所堕其下，覆军流血三千里。”果然，王莽军大败云云。马端临对此无疑是肯定的。《宋史》所书流星飞星之变无月无之，而《四朝志》甚至有一月而四五见，或同日而数流者。在这种情况下，何以占而不验？洪迈认为这是由于“星历之学无传”造成的，马端临则认为：“夫其记载之冗杂如此，则其占验之茫昧固宜矣。”如此为占而不验辩护，近似强词夺理。马氏父子这类缺失的出现，无可否认，但瑕不掩瑜，我们不可因此而贬抑马氏父子共同撰写的《文献通考》史料价值及其在中国史学史上有如里程碑的功绩。

(本文节选自王端明先生著《马端临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