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通考》视角下的马周 ——制度史视野中的贞观名臣

马庆喜

【摘要】马周作为唐太宗贞观年间的重要谏臣，其历史形象主要依托《旧唐书》《新唐书》及《贞观政要》等传统史籍而建构。本文首次以著名的宋末元初史学家马端临编纂的《文献通考》为研究视角，系统考察这部典章制度通史对马周的记载与评价。研究发现，《文献通考》通过其独特的“文、献、考”三位一体编纂体例，将马周置于唐代职官、选举、礼制等多维制度框架中予以呈现。马端临在“责备贤者”的史评传统下，既肯定马周“忠荩累疏”的谏臣本色，也对其历史局限进行了理性审视。本文通过对比分析，揭示了制度史书写相较于纪传体史书在人物评价上的结构性差异，为理解马周的历史地位提供了新的学术路径。  

【关键词】文献通考；马周；马端临；典章制度；贞观之治；史学编撰

一、引言

▲马周 雕像

唐代名臣马周（601-648），字宾王，博州茌平（今山东茌平）人，以其“代常何上书二十余事” 而受唐太宗赏识，历任监察御史、中书舍人、中书令等职，成为贞观朝重要的谏诤之臣。传统史学对马周的研究多依赖于 《旧唐书·马周传》（约3400字）与《新唐书·马周传》（约4000字）等纪传体史籍，以及《贞观政要》中收录的奏疏片段。这些文献虽为研究马周提供了基础史料，但其叙事主线集中于个人事迹与君臣互动，较少将其置于 制度变迁的长时段视野中加以考察。

据乐平《扶风马氏宗谱》记载，马端临是唐朝中期的又一马姓名将和政治人物马燧的二十二世孙。他编纂的典章制度通史《文献通考》，史学价值在于“通古今之变”的制度梳理。全书三百四十八卷，分为二十四考，涵盖田赋、钱币、户口、职官、选举、兵刑等历代制度沿革。该书编纂体例独具特色：“文”指原始史料记载，“献”指前人评议。“考”则为编者按语。这种三位一体的编纂方式，使得《文献通考》不仅收录史料，更蕴含了马端临对历史制度的深刻思考。

从《文献通考》的视角重新审视马周，具有双重学术意义。一方面，可以透过制度史的透镜，考察马周在唐代 谏官制度、中枢决策机制中的具体作用；另一方面，可藉由马端临的史家评鉴，理解后世学者对贞观名臣的历史定位。本文旨在系统梳理《文献通考》中有关马周的记载，分析其编纂特点、评价立场，并通过与正史记载的比较，揭示制度史书写对人物评价的独特贡献。

二、《文献通考》的编撰特点与马周记载的分布

▲《文献通考》

在中国传统史学的宏大谱系中，《文献通考》是一座承前启后的里程碑。这部三百四十八卷的巨著，不仅是对唐代杜佑《通典》体例的扩充与续作，更在史学方法与编纂思想上确立了新的范式。全书以“贯穿古今，会通因仍”为旨归，通过独特的“文”、“献”、“考”三重文本结构，系统梳理了自上古至南宋宁宗时期的典章制度沿革。在这一鸿篇巨制中，历史人物的记载不再拘泥于纪传体的个人叙事，而是被有机地分解、吸纳到制度变迁的长河之中。唐代贞观名臣马周，正是观察这一编纂学特色的绝佳个案。他的事迹与言论，如同一面多棱镜，散映于《文献通考》的不同门类，清晰折射出马端临“以制度为纲，以人事为目”的深刻史学旨趣。

（一）“文、献、考”三位一体的编纂体例

《文献通考》书名即揭示其核心编纂方法。马端临在《自序》中阐明：“引古经史谓之‘文’，参以唐宋以来诸臣之奏疏、诸儒之议论谓之‘献’，故名曰《文献通考》。” 全书以“贯穿古今，会通因仍”为宗旨，通过“文”叙事实、“献”录评议、“考”阐己见的三重结构，系统梳理制度沿革。马端临将历史现象分为“理乱兴衰”与“典章经制”，认为后者更具连续性与演进逻辑，因而《文献通考》重在揭示制度文明的内在脉络。北京大学赵冬梅教授将其精辟地概括为“三重文本叙述法”。具体而言：

1、“文”：即叙事部分，主要依据历代经史、会要、国史等可信的原始文献，对典章制度进行客观记述，构成历史叙事的基石。

2、“献”：即评议部分，广泛辑录历代尤其是唐宋以来名臣学士的奏疏、评论、笔记，呈现对同一制度或事件的不同观点与时代声音，形成对话空间。

3、“考”（或称“按”）：即考论部分，这是马端临本人的史学判断所在。他在整合“文”与“献”的基础上，加入按语，进行考辨异同、贯穿古今、阐明沿革，并提出独立分析与最终论断。

这种体例绝非简单的材料堆砌，其背后是马端临对历史本质的深刻洞见。他将历史长河中的现象明确区分为两类：一类是“理乱兴衰”，即王朝更迭、个人沉浮；另一类是“典章经制”，即国家赖以运行的各项制度。他认为前者“代有不同”，充满偶然与变数；而后者则“层累相因”，具有内在的连续性与演化逻辑。因此，《文献通考》的根本目标，并非记录一时一事的兴衰，而是“在空前断裂中追寻延续性”，在朝代鼎革的表象下，梳理出制度文明内在的、稳定的发展脉络。这一目标驱动了全书二十四门（考）的宏大结构，其门类远较《通典》为细，在因袭《通典》基础上，新增了《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考，展现了对文化、政治形态、自然知识等更广阔领域的制度性关切。

（二）马周记载的制度化分布

基于上述编纂原则，当一位如马周这样的历史人物进入《文献通考》的视野时，他就不再是一个完整的、线性的传记主角，而是被转化为一系列与制度相关的“要素”，按其事迹的不同性质，被分门别类地载录于相应的制度框架之下，为论证该制度的形态、功能或变迁提供具体例证。

1、政治参与和人才选拔的典范：见于《选举考》与《职官考》。

马周最为人称道的发迹事迹，即“代常何上书”事件，是其进入唐代政治中枢的关键。此事被载于《选举考》，作为唐代非科举入仕的典型案例，体现初期人才选拔机制的灵活性。马周以一介布衣，因代武官常何撰写切中时弊的政论而得到唐太宗破格召见并授官，这一案例极具代表性。它生动说明了唐代初期，在正规的科举、门荫之外，还存在“上书言事”这条非常规但有效的入仕通道，体现了当时人才选拔机制的灵活性与务实性。马端临通过收录此事，并以“考”语加以点评，正是为了具体阐释唐代选举制度的某一侧面。

与此紧密相关的，是马周其后的仕途履历，从监察御史、中书舍人直至官拜中书令（宰相），这一完整的官职迁转轨迹，则被系统地纳入《职官考》的记载之中。《职官考》详述历代官职的设置、品秩、职责与演变。马周的升迁路径，成为说明唐代中枢官职序列、特别是太宗时期宰相任用情况的一个具体实例。他的个人官历，在此转化为职官制度运行中的一个数据点或一条轨迹线。

2、礼制秩序中的身份确认：见于《王礼考》。

除了政治活动，马周作为国家重臣的身份，也在国家礼制中得以确认和体现。在《文献通考▪卷一百二十五▪王礼考二十》中，明确记载了“中书令马周”作为功臣陪葬于唐太宗昭陵的名单之中。陪葬帝陵是唐代极高的政治荣誉，是“褒勋臣”的重要礼制。将马周列入此名单，并非为了叙述其生平，而是为了完整记录昭陵陪葬这一国家级丧葬礼制的具体构成人员。在此，马周的名字是其身后哀荣的制度化体现，是《王礼考》中一个用于说明“功臣陪葬制”的标准化条目。

3、思想遗产的文献著录：见于《经籍考》。

马周的政论与思想，并未随其人身消亡而湮灭，而是以文本形式流传后世，这便进入了《经籍考》的范畴。《经籍考》共七十六卷，是《文献通考》中极具创见的部分，它开创了“辑录体”书目的先河，广泛著录并摘引历代典籍。马周作为唐代重要的政治家，其奏议、文集在宋代仍有流传和影响。因此，在《经籍考》的“别集”或“奏议”类目中，著录了“《马周集》”或相关著作的条目，并引用宋代《崇文总目》、《直斋书录解题》等书目中的评价。这标志着马周从一个历史行动者，转化为一个知识载体，其言论成为后世学者研究和评论的对象，被收纳于学术史的脉络之中。

4、经济与社会治理思想的旁证：散见于《田赋》、《国用》等考。

此外，马周在奏疏中关于劝课农桑、节俭治国、体恤民力等具体政策主张，虽不以他为唯一主角，但其精辟言论仍然作为前贤“献”的一部分，被马端临征引到《田赋考》、《户口考》或《国用考》的相关论述中，用以佐证某一经济思想或财政原则在唐代的实践与反响。

（三）编纂特点与人物呈现的内在逻辑

马周在《文献通考》中的形象是高度“碎片化”却又“深度制度化”的。这种处理方式体现了马端临将人物叙事转化为制度要素的史学追求。个体事迹不再作为叙述终点，而是服务于阐释制度功能与变迁的例证，从而突显制度文明演进中稳定、可分析的深层结构。他的代笔之事见于《选举考》，他的官职名录见于《职官考》，他的陪葬身份见于《王礼考》，他的著作名称见于《经籍考》，他的言论片段可能散见于经济各考。这种分布状态，与纪传体史书中集中、连贯、充满细节的《马周传》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种对比恰恰揭示了《文献通考》的根本史学追求。马端临通过“文、献、考”的精密架构，完成了一次历史书写视角的转换：将重心从“理乱兴衰”的个体叙事，转向“典章经制”的结构性分析。在这个体系中，具体的人物不再是叙述的终极目的，而是服务于阐释制度演变、功能与意义的素材和例证。马周的故事被拆解，然后按其不同成分，分别嵌入唐代选举制度、职官体系、丧葬礼制、文献传承乃至经济政策等多个制度图谱的相应位置。

因此，《文献通考》对马周的记载，是一次卓越的“制度化解码”。它超越了讲述一个贤臣如何遇见明君的传奇，转而向我们展示：这个传奇故事在制度史的显微镜下，可以分解为关于人才选拔机制、官僚晋升阶梯、国家荣誉体系和思想文献流传等一系列稳定而可分析的制度命题。马端临以其宏阔的视野和严谨的体例告诉我们，正是这些“层累相因”的制度经纬，而非少数英雄的偶然际遇，编织成了文明延续更坚韧的深层结构。而马周，这位贞观名臣，也正因为被如此记载，才在《文献通考》中获得了超越其时代的具体功绩，成为我们理解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制度逻辑的一个永恒注脚。

三、《文献通考》所见马周事功的三重维度

▲马周碑由许敬宗撰，殷仲容书。

【许敬宗（592－672），字延族，杭州新城人，唐代大臣。殷仲容（633—703），字元凯，初唐书法家、画家，“以能书为天下所宗”（ 颜真卿）。】

在传统纪传体史书中，历史人物常以线性的生平叙事呈现，其形象虽有血有肉，却往往囿于个体命运的起伏。然而，当我们将目光投向宋末元初马端临所编纂的典章制度通史巨著《文献通考》时，会发现一种截然不同的历史书写范式。这部以“会通因仍”为旨归的著作，不再以人物为中心，而是以制度为经纬，将历史长河中的个体分解、吸纳并重组于宏大的制度谱系之中。唐代贞观名臣马周，正是这一书写范式的绝佳例证。在《文献通考》中，马周的事功被剥去了传奇色彩的外衣，其形象被“碎片化”地析出，并依其内在的制度属性，系统地归属于政治参与、制度建构与君臣伦理这三个核心维度。这一过程，不仅是对马周历史贡献的重新分类与评估，更深刻地揭示了马端临“以制度史观照人物”的史学思想，为我们理解个体在制度文明演进中的位置提供了独特视角。

（一）政治参与和人才培养  

《文献通考》在《选举考》中详细记载了马周步入仕途的关键事件——“代常何上书”。贞观五年（631年），唐太宗诏令百官言朝政得失。常何作为武官，“不涉学”，马周为其“条二十余事”，皆切中时弊。太宗惊异于常何的突然见识，常何坦言：“此非臣所能，家客马周教臣言之。”太宗当即召见马周，“未至间，遣使催促者四”，可见其求贤若渴之心。这一记载不仅展现了马周的政治见识，更揭示了唐代初期人才选拔机制的灵活性：即使是布衣之士，亦可通过上书言事的渠道进入统治阶层。

在《职官考》中，马周的官职迁转轨迹清晰可循。从最初的“监察御史”（从八品上），到“中书舍人”（正五品上），最终官至“中书令”（正三品，实为宰相）。这一晋升过程仅用了十余年时间，反映了唐太宗对马周的高度信任。马端临在按语中指出，马周的快速升迁体现了 贞观时期“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这与隋末唐初门阀制度的松动密切相关。

（二）制度建言与治国方略  

1、地方官选拔（《职官考》）

主张“妙选贤德”任刺史、县令，并提高待遇以防贪腐，影响唐代地方官管理制度。马周在《文献通考》中最为突出的形象是制度建言者。在《职官考》关于地方行政制度的论述中，收录了马周关于刺史、县令选拔的重要奏议。马周认为：“臣闻天下者，以人为本。欲令百姓安乐，惟在刺史、县令。”他建议太宗“妙选贤德”担任地方长官，并提高其待遇，使其“富贵足”而不生贪腐之心。这一建议被太宗采纳，成为唐代地方官管理制度的重要改革方向。

2、宗室分封（《封建考》）

借鉴汉晋教训，反对裂土世袭，主张“授以才职”，强化中央集权。在《封建考》中，马周对宗室分封的批评尤为尖锐。他借鉴西汉“七国之乱”和西晋“八王之乱”的历史教训，指出：“倘有孩童嗣职，万一骄愚，则兆庶被其殃，国家受其败。”主张对宗室子弟应“授以才职”而非“裂土封王”。这一立场与唐太宗初期倾向于分封制的想法形成鲜明对比，最终促使太宗调整政策，强化了中央集权。

3、谏官制度与节俭治国

其扩大言路、轻徭薄赋等主张，被分散引录，体现其综合治理思想。

表1：马周主要制度建言及其影响

（三）君臣关系的典范建构

《文献通考》通过“献”的部分，特别强调了马周与唐太宗之间独特的君臣关系。其中记载了太宗曾以飞白书 赐予马周，题词曰：“鸾凤凌云，必资羽翼；股肱之寄，诚在忠良。”这一记载虽未见于新旧唐书，但被马端临收录，反映了后世对贞观君臣相得的理想化想象。

马端临在按语中分析道，马周之所以能够“犯颜直谏” 而未被贬谪，关键在于太宗的政治胸襟 和马周的谏言艺术。马周的奏疏往往“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既指出问题，又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例如在劝谏太宗“以隋亡为鉴”时，他不仅批评炀帝的奢靡，更具体提出“少兴徭赋，劝课农桑”的措施。这种建设性批评使得他的建议更容易被接受。

四、马端临对马周的评价及其史学思想

在《文献通考》这部以制度通史著称的巨著中，唐代名臣马周并未占据独立篇章，其形象散见于“选举”、“职官”诸考。然而，正是这种看似碎片化的处理，深刻体现了宋末元初史学家马端临卓越的史学思想。他超越了对历史人物的道德化褒贬，以“责备贤者”的理性姿态，将马周事功置于制度演进的长河中予以考辨，由此彰显了其以“会通”为核心、以制度为本位、以经世为旨归的成熟史观。

（一）“责备贤者”的理性程度

马端临对马周的评价，核心见于《文献通考·职官考》所引的一段评议：“史氏讥其不逮傅说、吕望，是责备贤者耳。”此语揭示了其评价的独特逻辑。他首先肯定马周作为“贤者”的基本地位，对其“忠荩累疏”、切中时弊的谏言予以载录。但不同于传统史传对直臣的全力颂扬，马端临特意指出，史家以辅佐商周开创基业的傅说、吕望为标杆来“责备”马周，乃是对其有更高期许。

这种“责备”，并非否定，而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深度衡量。它意味着评价一位历史人物，不应仅满足于其当代成就，更应将其置于更恢弘的历史坐标中，审视其贡献的层次与局限。马周虽为贞观治世的重要构建者，但其角色终究是“治世能臣”而非“开国圣辅”。马端临通过这一评价，将马周从“谏臣典范”的单一道德形象中解放出来，转化为一个可被理性分析、具有明确历史定位的制度性存在。

（二）史学思想的三大支柱

1、“会通因仍”的通史精神。

马端临主张研究历史须“融会错综，原始要终”，探究制度“变通张弛之故”。因此，他并未孤立地赞美马周，而是将其“代常何上书”的发迹析入《选举考》，作为唐代非科举入仕的典型案例；将其官职迁转载于《职官考》，以说明官僚序列的运作；将其治国言论分置于田赋、封建等门类。马周被解构并融入制度演进的纵向谱系，其价值在于成为观察“选举”、“职官”等制度在唐代如何实践的一个关键节点。人物评价服务于制度变迁的宏大叙事。

2、“典章经制”的本位史观。

马端临在《自序》中清晰区分了“理乱兴衰”（王朝更迭与个人沉浮）与“典章经制”（具有连续性的制度文明），并认为后者才是历史研究的骨干。评价马周时，其焦点自然从个人际遇转向其对制度建设的实际影响。他详录马周关于慎择刺史县令、改革宗室分封等建言，正是因为这些关乎地方行政与中央集权的根本制度。在马端临看来，马周的历史意义，首要在于其参与塑造了唐代乃至后世制度框架的某些关键环节。

3、“经世致用”的编纂旨归。

身历宋元鼎革，马端临著史深怀资鉴当世的用心。他详载马周劝谏太宗以隋亡为鉴、强调固本安民等言论，意在提炼超越时代的治国智慧。对马周“责备贤者”式的评价，本身即暗含一种政治期待：后世为政者，既需有太宗纳谏的胸襟，更需关注如马周所揭示的、关乎政权根基的制度性命题。历史研究最终指向对现实政治的理性反思。

（三）理性史学的确立

马端临通过《文献通考》对马周的评价，完成了一次史学方法论的重要示范。他摒弃了道德史观的简单裁断，以“责备贤者”的理性尺度，实现了对历史人物的精准定位；更通过将其事功会通于制度脉络，践行了以“典章经制”为研究本位的核心主张，并使之承载了深沉的经世情怀。

因此，马周在《文献通考》中的形象，本质上是马端临史学思想的投影与载体。这一评价实践标志着，中国传统史学发展到宋元之际，已出现一种高度自觉的、分析性与功能性并重的理性趋向。历史人物不再仅仅是叙事中心或道德符号，而是成为剖析文明制度肌理、汲取治国理政智慧的媒介。马端临借由马周个案所展现的史学思想，使其《文献通考》超越了单纯的史料汇编，成为一座通向理解中国制度文明深层结构的理性桥梁。

五、《文献通考》与正史记载的异同

以《旧唐书》《新唐书》为代表的纪传体正史，致力于塑造一个生平完整、性格鲜明、以谏言参与“理乱兴衰”的个体政治家形象。而马端临所著《文献通考》，作为一部典章制度通史，则以其独特的“文、献、考”体例，将马周的事迹与言论解构，并按其制度属性分门别类地归入选举、职官、王礼等各考之中。这种处理，使马周从叙事中心转变为阐释制度沿革的“案例”与“要素”。

（一）叙事重心的转移

将《文献通考》与新旧唐书的马周传记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明显的叙事差异。纪传体史书以人物生平为主线，注重细节描写和戏剧性场景。如《新唐书》详细记载了马周“嗜酒旷达”的性格特点、“西游长安”的落魄经历，以及太宗“四遣使者”催促的生动场景。这些描写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个性化形象。

相比之下，《文献通考》的记载则更加制度化、结构化。马周的形象被拆解到不同的制度门类中：在《职官考》中，他是官僚体系的受益者与改革者；在《选举考》中，他是人才选拔的成功案例；在《经籍考》中，他是文献传承的载体。这种碎片化呈现看似削弱了人物的完整性，实则将其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脉络中，揭示了个人与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

（二）评价标准的变化

新旧唐书对马周的评价，主要集中在“忠君”、“直谏”、“才学”等个人品德与能力方面。《旧唐书》称其 “机辩明锐，动中事会”；《新唐书》赞其“议论倜傥，切中时病”。这些评价着眼于个人层面的杰出表现。

《文献通考》的评价则更注重制度效能和历史影响。马端临关注的是：马周的建言如何改变了唐代的政治制度？他的仕途经历反映了唐代选官制度的哪些特点？他的奏疏在后世如何被接受和传承？这种评价标准的转变，体现了典章制度史与纪传体史书 在史学功能上的根本差异：前者旨在总结制度规律，后者重在表彰人物事迹。

（三）史料处理的创新

在史料运用上，两唐书的传记是对各类素材（国史、实录、文集等）进行消化、融合后的再创作，最终形成一气呵成的单一叙事文本。读者看到的是史官消化后的“定论”。

《文献通考》则刻意保持史料的层次性与对话性。关于马周的某一记载，它会先列“文”（如正史原文），再附“献”（如唐宋学者对此事的评论），最后加上马端临自己的“考”。例如，在论及马周历史地位时，它可能先引《新唐书》“才不逮傅说、吕望”的批评，再通过按语提出“责备贤者”的辩证分析。这种处理将历史评价过程本身呈现给读者，引导其思考而非单纯接受结论，体现了更高级的学术自觉。

1、“文”层：摘录《旧唐书》中的原始记载，包括马周奏疏的核心段落；

2、“献”层：收录宋代学者对马周谏言的评论，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中的分析；

3、“考”层：马端临本人提出，马周此谏的深远意义在于确立了“居安思危”的贞观政治文化，这一文化后来成为唐代中兴的精神资源。

这种分层处理使得读者能够看到史料本身的样貌、历代学者的解读，以及编者本人的综合判断，形成了立体化的历史认知。

表2：不同史籍对马周记载的特点比较

六、结论

通过对《文献通考》中马周相关记载的系统梳理，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文献通考》以其独特的制度史视角，为研究马周提供了不同于纪传体史书的新路径。它将马周的形象分解于职官、选举、经籍等多个制度门类中，揭示了个人与制度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马周不仅是贞观朝的杰出谏臣，更是唐代制度变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

第二，马端临对马周的评价体现了“责备贤者”的史学传统和“经世致用”的编纂目的。他既肯定马周的历史贡献，也理性指出其局限性；既关注马周的个人才能，更注重分析制度环境对人才兴起的决定性作用。这种评价立场超越了简单的褒贬，达到了辩证的历史认知。

第三，比较研究显示，《文献通考》与正史记载在叙事重心、评价标准和史料处理上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并非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反映了不同史籍各自的功能定位。《文献通考》作为典章制度通史，其价值在于从长时段、结构性的视角，揭示历史人物在制度演进中的位置与作用。

第四，从当代史学研究的角度看，《文献通考》对马周的记载提供了方法论启示。研究历史人物不应仅限于 生平事迹的梳理，更应考察其与制度环境、时代背景的关联。马周的成功既是个人才能的体现，也是贞观制度优势的产物；他的谏言既解决了下问题，也影响了后世制度。这种多层次、动态性的研究视角，对于今日的历史人物评价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马周作为贞观之治的重要象征，其历史形象在不同时代的史籍中被不断重塑。《文献通考》的记载与评价，为我们理解这位唐代名臣提供了制度史的深度和历史评价的维度。在这部“贯穿三千载制度文明”的巨著中，马周不再仅仅是“代常何上书”的机智布衣，更是唐代政治制度演进的参与者和见证者。这种视角转换，正是《文献通考》留给后世最宝贵的史学遗产。


主要参考文献

1、马端临，《文献通考》，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成书，中华书局点校本。

2、王世臣评马周语，见于《文献通考·职官考》引录，载识典古籍网站。

3、赵冬梅. 《文献通考》“三重文本”叙述法探析（史学史研究，2015(3) 45-52）

4、《旧唐书·马周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5、《新唐书·马周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6、吴兢，《贞观政要》，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

7、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点校本。

8、杜佑，《通典》，中华书局点校本。

9、钱穆，《中国史学名著》，三联书店，2000年。

10、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

11、《扶风马氏宗谱》（江西乐平，清光绪刻本）


作者：马 伟 现供职于江西省乐平市商务局。世界马氏联谊总会执行秘书长兼总会长助理，世界马氏企业家协会筹备委员会总联络人。

来源：翥山美佳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