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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愉与“三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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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2-6 12:48:4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马愉(1395-1447),字性和,号澹轩,山东青州府临朐县(今属潍坊市)人。明宣德二年(1427)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正统二年(1437),升侍读学士,五年,由杨士奇荐,入阁预机务。正统十年,升任礼部右侍郎兼侍讲学士。正统十二年卒,赠翰林院学士、资善大夫、礼部尚书,赐谥号“襄敏”。

  “三杨”是杨士奇、杨溥、杨荣三人的合称 。三人历事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先后位至台阁重臣。尤其是正统初年,“三杨”的作用更是举足轻重。宣德十年(1435)正月,明宣宗朱瞻基病死,英宗朱祈镇即位,次年改元正统。此时,英宗年仅9岁,不能亲政,军国大事都禀报太皇太后张氏(英宗祖母),“太后推心任士奇、荣、溥三人,有事遣中使诣阁谘议,然后裁决”(《明史》卷一百四十八)。三人戮力同心,秉公执政,延续了仁、宣时期较好的政治局面。因而,《明史》称赞道:“明称贤相,必首三杨。均能原本儒术,通达事几,协力相资,靖共匪懈。”(卷一百四十八)。

  清代几种有关明代的史书,均将马愉与“三杨”合传,徐乾学等撰《明史》、王鸿绪等撰《明史稿》,均将马愉、高穀、曹鼐(附张益)与“三杨”合传;而张廷玉等撰《明史》,只将马愉与“三杨”合传,高穀、曹鼐则与其他人合传。按史书体例,数人合列于一传的“合传”,传主之间必定是有联系的,或者其生活时代相同或者相近,或因彼此事情相互关联。因此,足见在诸多史家眼中,马愉与“三杨”关系之密切。

  马愉进士及第是在宣德二年(1427),此榜是明宣宗朱瞻基继位后首次科考取士,俗称“龙飞榜”。宣宗对此科寄以厚望,亲出制策,第其高下,故马愉大魁天下,天下荣之。史称“国朝登科以来,南北并试,未有北人居首选者,有则自愉始也”(雷礼纂辑:《国朝列卿纪》卷十);“自洪武开科,惟三十年夏榜赐韩克忠第一人,盖专试北士也。是科,始分南、北、中卷取士,而北人预首选亦自此始。”(夏燮:《明通鉴》卷十九)为记录此科之盛,杨士奇接受礼部尚书胡滢的建议,作《宣德二年进士题名记》,盛赞马愉中首选,乃本朝前所未有之盛,并期望此科进士“为当世之用,太平之具也”,“将推所学,见诸功业,及诸天下”。

  宣德二年会试主考官是杨溥、曾棨。在科举时代,士子一旦登第成为进士,则称该科会试主考官“座师”,称同考官为“房师”。顾炎武云:“贡举之士,以有司为座主,而自称门生。”(《日知录》卷十七《座主门生》)因此,马愉进士及第后自然便与杨溥具有了“师生”关系。在科举时代,这是一种非同寻常的关系,若同朝为官,往往结为朋堂。《翰林记》云:“师生执礼,座主之义,自有科举以来有之。盖凡出于其门者,或登堂而拜,或分屏而坐,有不同于涂之人者。既其甚也,乃至于徇私忘公。”(卷十九)

  马愉高中状元后,杨荣于家中设宴招待,开创了“聚奎宴”。《翰林记》载:“大学士杨荣家于长安东门之南。宣德三年(当为二年)三月,学士杨溥掌院事,率僚友迎首甲马愉等三人,宴其中。杨士奇因名其堂曰‘聚奎’,为文以识之,众皆赋诗。自是遂为例。不知何时,此礼遂废。然馆阁相与宴集,犹谓之‘聚奎宴’,盖自此始也。”(卷二十)杨士奇作《聚奎堂记》记其盛,杨荣作《题聚奎堂卷后》。“三杨”所以如此重视此榜三鼎甲,实则有远大之期。

  进士既是殿试的结果,又是选官授职的开始。“状元授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二、三甲考选庶吉士者,皆为翰林官”(《明史·选举志二》)。状元及第即意味着正式踏入仕途,马愉自此跻身士大夫之列,且进入储养人才的翰林院。明代,翰林地位清贵,其尊非他职所能比。谢肇淛云:“国朝进士一入史馆,即与六卿抗礼,鼎甲无论,即庶常吉士亦尔,二十年间,便可跻卿相清华之选,百职莫敢望焉。”(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五)明代中期以后,“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通计明一代宰辅一百七十馀人,由翰林者十九。盖科举视前代为盛,翰林之盛,则前代所绝无也”(《明史·选举志二》)。翰林院的主要职责,是负责修书撰史,起草诏书,为皇室成员侍读,担任科举考官等。在翰林院,马愉与“三杨”共同参与的事情,有史可查的,大约有三件:纂修《宣宗实录》,撰《秘阁书目》,侍经筵。

  《宣宗实录》的纂修,始于宣德十年(1435)七月。是年,杨士奇等奏修请纂修《宣宗实录》,获准。英宗命太师、英国公张辅为监修;少傅、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少傅、工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杨荣,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杨溥,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讲学士王英,少詹事兼侍读学士王直,为总裁。“遴选文儒,协相纂述”(《明英宗实录》卷之七)。马愉以翰林院侍读、承德郎身份,参与其事,为“纂修”。《宣宗实录》历时近三年方告成,这期间,马愉与作为总裁的“三杨”,可以说是朝夕相处。正统三年四月,因是之功,杨士奇、杨荣俱升为少师,杨溥升为少保兼礼部尚书,马愉由侍读升为侍讲学士。

  《文渊阁书目》是马愉与杨士奇等合作编写的一部书目。中国历朝历代对图书的收藏都比较重视,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朱元璋北伐伊始,就命征虏大将军徐达把元大都的藏书运回南京;洪武元年(1368),又下诏征求遗书,并建立“大本堂”收藏。永乐元年(1403),明成祖朱棣命学士解缙等编纂《永乐大典》,因感藏书不足,命礼部尚书郑旸派人到民间搜求。永乐十八年(1420),明成祖以迁都北京诏告天下。次年三月,敕命南京翰林院,凡文渊阁所贮书籍,自有一部至百部以上,各取一部以来。翰林院修撰陈循等如数取得百柜,与编修林志等护行,四月至北京。南京文渊阁藏书北迁后,收贮于左顺门北廊,未有完整书目。正统六年,杨士奇等奉旨,将这批藏书“移贮于文渊阁东阁,逐一打点清切,编置字号,写完一本,总名曰《文渊阁书目》”(杨士奇《文渊阁书目题本》),正统六年六月,进呈天子。清代学者朱彝尊《文渊阁书目跋》云:文渊阁藏书“雕本十三,抄本十七,盖合、宋、金、元所储而汇于一。缥缃之富,古所未有。”(《曝书亭集》卷四十四)《文渊阁书目》对这些丰富的藏书加以整理、归类、编目,成为明代的一部国家藏书目录,尤其是这些藏书后来保管不善,散失殆尽,“惟藉此编之存,尚得略见一代秘书之名数,则亦考古所不废”(《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四十一·目录类一》)。

  《文渊阁书目》的撰者,后世多署为杨士奇,但此时杨士奇已是七十多岁的垂暮老人,按常理,他不过是以首辅的身份领衔而已,主要工作当由马愉、曹鼐等完成。此书的编纂较为仓促,体例方面有不够完善处,《四库全书总目》指刺说:“士奇等承诏编录,不能考订撰次,勒为成书,而徒草率以塞责。”(《史部四十一·目录类一》)。此论不无苛求之嫌。时马愉等为内阁大臣,并非刘向一样专司图书整理。成化年间,钱溥及其子在《文渊阁书目》基础上编成《秘阁书目》二卷,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称此书为马愉撰,前人已辨其误(见《皇朝通志》卷一百十一、《四库全书总目·史部·目录类存目》)。

  作为翰林院学士,马愉与“三杨”共事时间较长的,还有一起为英宗侍经筵事。明英宗朱祈镇继位时,年仅九岁,杨士奇进言,宜开经筵,选“正人”用之,以成君德。正统元年二月,英宗敕谕以张辅知经筵事,杨士奇、杨荣、杨溥同知经筵事,少詹事兼侍读学士王英、侍读学士李时勉、钱习礼等九人兼经筵官。马愉亦以修撰身份在九人之列。礼部进经筵,规定每月三日,日以逢二为期,每年以二、八月中旬起,四、十月末旬止。这项活动直到“三杨”辞世,都不曾停止。《澹轩文集》中保存有马愉《经筵讲章》17篇。这些给皇帝上课的讲义,涉及《周易》、《尚书》、《左传》、《论语》、《孟子》、《资治通鉴》等经典,解说很通俗,有明显的口语化倾向,读来很有趣味。

  在马愉的仕宦之路上,“三杨”给予他最重要的支持,无疑还是推荐他入阁,使他完成了从状元到宰相的跨越。据《明史》载:“时王振用事,一日,语杨士奇、荣曰:‘朝廷事久劳公等,公等皆高年,倦矣。’士奇曰:‘老臣尽瘁报国,死而后已。’荣曰:‘吾辈衰残,无以效力,当择后生可任者,报圣恩耳。’振喜而退。士奇咎荣失言。荣曰:‘彼厌吾辈矣,一旦内中出片纸令某人入阁,且奈何?及此时进一二贤者,同心协力,尚可为也。’士奇以为然。翼日,遂列侍读学士苗衷、侍讲曹鼐及愉名以进。由是愉被擢用。”(《马愉传》)。明代,朱元璋废除中书省,取消宰相,但事务繁忙,逐渐形成“阁员”制,实际上行使相权。有明代276年,由状元入内阁者仅11人,洵为不易。

  马愉入阁,是在正统五年二月。惜乎此时“三杨”渐衰,朝政己不复当日清明。明初朱元璋严禁宦官干涉朝政,但朱棣改变此规,起用宦官,至宣宗时,与内阁制度大体成型的同时,司礼监脱颖而出,变成了一个与内阁相表里的重要机构。内阁的权力来自其“票拟权”,即为皇帝起草诏书,但这是草稿,必须由皇帝用红笔批示,才有法定效力。司礼监的权力正来自“批红权”,宣宗将批红的权力委托给司礼监的秉笔太监,实际上是将皇帝的权力转到了太监手中。英宗即位后,宣德十年九月,王振被任用为司礼监秉笔太监,狡黠惑主,逐渐擅权,开明代宦官干政先例。正统五年七月,杨荣病逝;七年,太皇太后张氏病逝;杨士奇也因为儿子杀人身心俱疲,正统九年卒;只有杨溥勉力支撑。马愉、陈循等新晋阁臣,声望尚轻,不足以威众,王振更失去制约,“始乱政,数辱廷臣,刑章大紊”(《明史·刑法志二》),时局为之一变。“是时中官王振有宠于帝,渐预外庭事。……荣寻卒,士奇、溥益孤。……又明年,太皇太后崩,振势益盛,大作威福,百官小有牴牾,辄执而系之。廷臣人人惴恐,士奇亦弗能制也。”(《明史·杨士奇传》)此情之下,马愉等想有所作为,已经十分困难,故此,他们在政治上并没有多少可圈点的建树。正统十年,杨溥卒;十二年,马愉卒。两年后的正统十四年,英宗听信王振误导,“土木之变”发生,英宗被俘,进而引发南宫复壁、于谦被杀等中国历史上一系列有名的大事件。

  诗文唱和,是中国传统士人之间交往的重要方式之一,也他们友情的一种体现。马愉与“三杨”的交往,从他们诗文唱和中亦可见一斑,《澹轩文集》中保存了几篇与“三杨”有关的诗作。马愉《文渊阁和杨少师韵》两首,是和杨士奇的,当作于马愉入阁以后,具体时间不可考。《送少保杨先生展墓》,作于正统六年二月杨溥归省展墓时。正统九年十月初吉,杨溥为马愉之父士贤公作《像赞》,马氏族谱中保存有此文。杨溥此时为光禄大夫、柱国、少保、礼部尚书并武英殿大学士,位极人臣,他为马愉父亲作像赞,可见其师生情谊之深。

  作为文人雅士,宴游赋诗,也是他们交往的一种很重要的方式。马愉《澹轩文集》中也一些诗作于这种场合,《宴杨鸿胪东郭草堂》就是他与杨士奇等宴游时的即兴之作。东郭草堂,也称东郭草亭,是鸿胪寺卿杨善(字思敬)的别业。《明一统志》云:东郭草亭“在府东南,本朝兴济伯杨善别业也。地可数十百亩,周回缭以垣,中建小亭,上覆以茅。亭后有房三楹,为宴集之所。绕亭杂植奇花异果,每朝士休暇宴游,及饯迎宾友,咸憇于此。”(卷一)正统元年三月十五,杨士奇等讲臣十人,骑行至此,郊游宴乐,娱一日之暇。杨士奇《东郭草亭宴集诗序》备叙其详:“思敬举酒乐客,一叟弦歌佐之,爵行无算,客亦欢然倾写,皆赋诗留亭中。已而夕阳冉冉薄西山,思敬送客。……诗凡十首,皆近体。”(《东里续集》卷十四)此次雅集,除杨士奇、马愉外,可考者还有杨溥、胡滢、李时勉、苗衷。次此集会,杨荣因公务,未成行,第二年参加,并作《重游东郭草亭诗序》。东郭宴集持续了四年时间,均在每年的三月十五日,人员每年有变化,但其核心一直是以“三杨”为核心的阁老及翰林院学士。

  马愉不仅与老师辈的“三杨”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与他们晚辈也有交往,《澹轩文集》中有一些与之相关的诗文。杨恭(字允宽),是杨荣长子。史载:“恭,荣子。自幼慷慨博学,以荣当国,引嫌不仕。”(《明一统志》卷七十六)约当正统三年(1438)秋九月,杨恭探父离京返乡,马愉作《奉和少傅东里杨先生送杨允宽觐省后还闽中十绝韵》,诗共有10首,其中第九、第十两首手迹今犹存。康荣(字孟嘉),是杨士奇外甥。正统二年(1437),升监察御史。正统七年,奉使广东,次年秋,使事毕,将归,得热疾,不治而卒,马愉作《挽康御史》二首,以示哀悼。

  总之,考察马愉“三杨”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出,马愉从中进士开始,就受知于“三杨”,并与“三杨”长期共事,无论是编修国史,还是侍讲经筵,可谓相处日久。作为内阁重臣,“三杨”对马愉寄以远大之期,而马愉也终未辜负他们的栽培,最终晋身文渊阁,成为明代为数不多的状元宰相。马愉虽然中道猝逝,未能施展其才华,为大明王朝作更大贡献,但在宦官专权的黑暗中,他“端重简默,门无私谒”,以高洁的节操而倍受世人尊敬,也不枉“三杨”的苦心。

  作者:马庆洲  《 中华读书报 》( 2014年05月28日   15 版)

马庆喜,浙江龙游范坦马氏,始迁祖为宋殿中侍御史马伸,于南宋建炎二年自山东东平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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