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愉与“三杨”

马庆喜

　　马愉（1395-1447），字性和，号澹轩，山东青州府临朐县（今属潍坊市）人。明宣德二年（1427）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正统二年（1437），升侍读学士，五年，由杨士奇荐，入阁预机务。正统十年，升任礼部右侍郎兼侍讲学士。正统十二年卒，赠翰林院学士、资善大夫、礼部尚书，赐谥号“襄敏”。

　　“三杨”是杨士奇、杨溥、杨荣三人的合称 。三人历事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先后位至台阁重臣。尤其是正统初年，“三杨”的作用更是举足轻重。宣德十年（1435）正月，明宣宗朱瞻基病死，英宗朱祈镇即位，次年改元正统。此时，英宗年仅9岁，不能亲政，军国大事都禀报太皇太后张氏（英宗祖母），“太后推心任士奇、荣、溥三人，有事遣中使诣阁谘议，然后裁决”（《明史》卷一百四十八）。三人戮力同心，秉公执政，延续了仁、宣时期较好的政治局面。因而，《明史》称赞道：“明称贤相，必首三杨。均能原本儒术，通达事几，协力相资，靖共匪懈。”（卷一百四十八）。

　　清代几种有关明代的史书，均将马愉与“三杨”合传，徐乾学等撰《明史》、王鸿绪等撰《明史稿》，均将马愉、高穀、曹鼐（附张益）与“三杨”合传；而张廷玉等撰《明史》，只将马愉与“三杨”合传，高穀、曹鼐则与其他人合传。按史书体例，数人合列于一传的“合传”，传主之间必定是有联系的，或者其生活时代相同或者相近，或因彼此事情相互关联。因此，足见在诸多史家眼中，马愉与“三杨”关系之密切。

　　马愉进士及第是在宣德二年（1427），此榜是明宣宗朱瞻基继位后首次科考取士，俗称“龙飞榜”。宣宗对此科寄以厚望，亲出制策，第其高下，故马愉大魁天下，天下荣之。史称“国朝登科以来，南北并试，未有北人居首选者，有则自愉始也”（雷礼纂辑:《国朝列卿纪》卷十）；“自洪武开科，惟三十年夏榜赐韩克忠第一人，盖专试北士也。是科，始分南、北、中卷取士，而北人预首选亦自此始。”（夏燮：《明通鉴》卷十九）为记录此科之盛，杨士奇接受礼部尚书胡滢的建议，作《宣德二年进士题名记》，盛赞马愉中首选，乃本朝前所未有之盛，并期望此科进士“为当世之用，太平之具也”，“将推所学，见诸功业，及诸天下”。

　　宣德二年会试主考官是杨溥、曾棨。在科举时代，士子一旦登第成为进士，则称该科会试主考官“座师”，称同考官为“房师”。顾炎武云：“贡举之士，以有司为座主，而自称门生。”（《日知录》卷十七《座主门生》）因此，马愉进士及第后自然便与杨溥具有了“师生”关系。在科举时代，这是一种非同寻常的关系，若同朝为官，往往结为朋堂。《翰林记》云：“师生执礼，座主之义，自有科举以来有之。盖凡出于其门者，或登堂而拜，或分屏而坐，有不同于涂之人者。既其甚也，乃至于徇私忘公。”（卷十九）

　　马愉高中状元后，杨荣于家中设宴招待，开创了“聚奎宴”。《翰林记》载：“大学士杨荣家于长安东门之南。宣德三年（当为二年）三月，学士杨溥掌院事，率僚友迎首甲马愉等三人，宴其中。杨士奇因名其堂曰‘聚奎’，为文以识之，众皆赋诗。自是遂为例。不知何时，此礼遂废。然馆阁相与宴集，犹谓之‘聚奎宴’，盖自此始也。”（卷二十）杨士奇作《聚奎堂记》记其盛，杨荣作《题聚奎堂卷后》。“三杨”所以如此重视此榜三鼎甲，实则有远大之期。

　　进士既是殿试的结果，又是选官授职的开始。“状元授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二、三甲考选庶吉士者，皆为翰林官”（《明史·选举志二》）。状元及第即意味着正式踏入仕途，马愉自此跻身士大夫之列，且进入储养人才的翰林院。明代，翰林地位清贵，其尊非他职所能比。谢肇淛云：“国朝进士一入史馆，即与六卿抗礼，鼎甲无论，即庶常吉士亦尔，二十年间，便可跻卿相清华之选，百职莫敢望焉。”（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五）明代中期以后，“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通计明一代宰辅一百七十馀人，由翰林者十九。盖科举视前代为盛，翰林之盛，则前代所绝无也”（《明史·选举志二》）。翰林院的主要职责，是负责修书撰史，起草诏书，为皇室成员侍读，担任科举考官等。在翰林院，马愉与“三杨”共同参与的事情，有史可查的，大约有三件：纂修《宣宗实录》，撰《秘阁书目》，侍经筵。

　　《宣宗实录》的纂修，始于宣德十年（1435）七月。是年，杨士奇等奏修请纂修《宣宗实录》，获准。英宗命太师、英国公张辅为监修；少傅、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少傅、工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杨荣，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杨溥，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讲学士王英，少詹事兼侍读学士王直，为总裁。“遴选文儒，协相纂述”（《明英宗实录》卷之七）。马愉以翰林院侍读、承德郎身份，参与其事，为“纂修”。《宣宗实录》历时近三年方告成，这期间，马愉与作为总裁的“三杨”，可以说是朝夕相处。正统三年四月，因是之功，杨士奇、杨荣俱升为少师，杨溥升为少保兼礼部尚书，马愉由侍读升为侍讲学士。

　　《文渊阁书目》是马愉与杨士奇等合作编写的一部书目。中国历朝历代对图书的收藏都比较重视，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朱元璋北伐伊始，就命征虏大将军徐达把元大都的藏书运回南京；洪武元年（1368），又下诏征求遗书，并建立“大本堂”收藏。永乐元年（1403），明成祖朱棣命学士解缙等编纂《永乐大典》，因感藏书不足，命礼部尚书郑旸派人到民间搜求。永乐十八年（1420），明成祖以迁都北京诏告天下。次年三月，敕命南京翰林院，凡文渊阁所贮书籍，自有一部至百部以上，各取一部以来。翰林院修撰陈循等如数取得百柜，与编修林志等护行，四月至北京。南京文渊阁藏书北迁后，收贮于左顺门北廊，未有完整书目。正统六年，杨士奇等奉旨，将这批藏书“移贮于文渊阁东阁，逐一打点清切，编置字号，写完一本，总名曰《文渊阁书目》”（杨士奇《文渊阁书目题本》），正统六年六月，进呈天子。清代学者朱彝尊《文渊阁书目跋》云：文渊阁藏书“雕本十三，抄本十七，盖合、宋、金、元所储而汇于一。缥缃之富，古所未有。”（《曝书亭集》卷四十四）《文渊阁书目》对这些丰富的藏书加以整理、归类、编目，成为明代的一部国家藏书目录，尤其是这些藏书后来保管不善，散失殆尽，“惟藉此编之存，尚得略见一代秘书之名数，则亦考古所不废”（《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四十一·目录类一》）。

　　《文渊阁书目》的撰者，后世多署为杨士奇，但此时杨士奇已是七十多岁的垂暮老人，按常理，他不过是以首辅的身份领衔而已，主要工作当由马愉、曹鼐等完成。此书的编纂较为仓促，体例方面有不够完善处，《四库全书总目》指刺说：“士奇等承诏编录，不能考订撰次，勒为成书，而徒草率以塞责。”（《史部四十一·目录类一》）。此论不无苛求之嫌。时马愉等为内阁大臣，并非刘向一样专司图书整理。成化年间，钱溥及其子在《文渊阁书目》基础上编成《秘阁书目》二卷，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称此书为马愉撰，前人已辨其误（见《皇朝通志》卷一百十一、《四库全书总目·史部·目录类存目》）。

　　作为翰林院学士，马愉与“三杨”共事时间较长的，还有一起为英宗侍经筵事。明英宗朱祈镇继位时，年仅九岁，杨士奇进言，宜开经筵，选“正人”用之，以成君德。正统元年二月，英宗敕谕以张辅知经筵事，杨士奇、杨荣、杨溥同知经筵事，少詹事兼侍读学士王英、侍读学士李时勉、钱习礼等九人兼经筵官。马愉亦以修撰身份在九人之列。礼部进经筵，规定每月三日，日以逢二为期，每年以二、八月中旬起，四、十月末旬止。这项活动直到“三杨”辞世，都不曾停止。《澹轩文集》中保存有马愉《经筵讲章》17篇。这些给皇帝上课的讲义，涉及《周易》、《尚书》、《左传》、《论语》、《孟子》、《资治通鉴》等经典，解说很通俗，有明显的口语化倾向，读来很有趣味。

　　在马愉的仕宦之路上，“三杨”给予他最重要的支持，无疑还是推荐他入阁，使他完成了从状元到宰相的跨越。据《明史》载：“时王振用事，一日，语杨士奇、荣曰：‘朝廷事久劳公等，公等皆高年，倦矣。’士奇曰：‘老臣尽瘁报国，死而后已。’荣曰：‘吾辈衰残，无以效力，当择后生可任者，报圣恩耳。’振喜而退。士奇咎荣失言。荣曰：‘彼厌吾辈矣，一旦内中出片纸令某人入阁，且奈何？及此时进一二贤者，同心协力，尚可为也。’士奇以为然。翼日，遂列侍读学士苗衷、侍讲曹鼐及愉名以进。由是愉被擢用。”（《马愉传》）。明代，朱元璋废除中书省，取消宰相，但事务繁忙，逐渐形成“阁员”制，实际上行使相权。有明代276年，由状元入内阁者仅11人，洵为不易。

　　马愉入阁，是在正统五年二月。惜乎此时“三杨”渐衰，朝政己不复当日清明。明初朱元璋严禁宦官干涉朝政，但朱棣改变此规，起用宦官，至宣宗时，与内阁制度大体成型的同时，司礼监脱颖而出，变成了一个与内阁相表里的重要机构。内阁的权力来自其“票拟权”，即为皇帝起草诏书，但这是草稿，必须由皇帝用红笔批示，才有法定效力。司礼监的权力正来自“批红权”，宣宗将批红的权力委托给司礼监的秉笔太监，实际上是将皇帝的权力转到了太监手中。英宗即位后，宣德十年九月，王振被任用为司礼监秉笔太监，狡黠惑主，逐渐擅权，开明代宦官干政先例。正统五年七月，杨荣病逝；七年，太皇太后张氏病逝；杨士奇也因为儿子杀人身心俱疲，正统九年卒；只有杨溥勉力支撑。马愉、陈循等新晋阁臣，声望尚轻，不足以威众，王振更失去制约，“始乱政，数辱廷臣，刑章大紊”（《明史·刑法志二》），时局为之一变。“是时中官王振有宠于帝，渐预外庭事。……荣寻卒，士奇、溥益孤。……又明年，太皇太后崩，振势益盛，大作威福，百官小有牴牾，辄执而系之。廷臣人人惴恐，士奇亦弗能制也。”（《明史·杨士奇传》）此情之下，马愉等想有所作为，已经十分困难，故此，他们在政治上并没有多少可圈点的建树。正统十年，杨溥卒；十二年，马愉卒。两年后的正统十四年，英宗听信王振误导，“土木之变”发生，英宗被俘，进而引发南宫复壁、于谦被杀等中国历史上一系列有名的大事件。

　　诗文唱和，是中国传统士人之间交往的重要方式之一，也他们友情的一种体现。马愉与“三杨”的交往，从他们诗文唱和中亦可见一斑，《澹轩文集》中保存了几篇与“三杨”有关的诗作。马愉《文渊阁和杨少师韵》两首，是和杨士奇的，当作于马愉入阁以后，具体时间不可考。《送少保杨先生展墓》，作于正统六年二月杨溥归省展墓时。正统九年十月初吉，杨溥为马愉之父士贤公作《像赞》，马氏族谱中保存有此文。杨溥此时为光禄大夫、柱国、少保、礼部尚书并武英殿大学士，位极人臣，他为马愉父亲作像赞，可见其师生情谊之深。

　　作为文人雅士，宴游赋诗，也是他们交往的一种很重要的方式。马愉《澹轩文集》中也一些诗作于这种场合，《宴杨鸿胪东郭草堂》就是他与杨士奇等宴游时的即兴之作。东郭草堂，也称东郭草亭，是鸿胪寺卿杨善（字思敬）的别业。《明一统志》云：东郭草亭“在府东南，本朝兴济伯杨善别业也。地可数十百亩，周回缭以垣，中建小亭，上覆以茅。亭后有房三楹，为宴集之所。绕亭杂植奇花异果，每朝士休暇宴游，及饯迎宾友，咸憇于此。”（卷一）正统元年三月十五，杨士奇等讲臣十人，骑行至此，郊游宴乐，娱一日之暇。杨士奇《东郭草亭宴集诗序》备叙其详：“思敬举酒乐客，一叟弦歌佐之，爵行无算，客亦欢然倾写，皆赋诗留亭中。已而夕阳冉冉薄西山，思敬送客。……诗凡十首，皆近体。”（《东里续集》卷十四）此次雅集，除杨士奇、马愉外，可考者还有杨溥、胡滢、李时勉、苗衷。次此集会，杨荣因公务，未成行，第二年参加，并作《重游东郭草亭诗序》。东郭宴集持续了四年时间，均在每年的三月十五日，人员每年有变化，但其核心一直是以“三杨”为核心的阁老及翰林院学士。

　　马愉不仅与老师辈的“三杨”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与他们晚辈也有交往，《澹轩文集》中有一些与之相关的诗文。杨恭（字允宽），是杨荣长子。史载：“恭，荣子。自幼慷慨博学，以荣当国，引嫌不仕。”（《明一统志》卷七十六）约当正统三年（1438）秋九月，杨恭探父离京返乡，马愉作《奉和少傅东里杨先生送杨允宽觐省后还闽中十绝韵》，诗共有10首，其中第九、第十两首手迹今犹存。康荣（字孟嘉），是杨士奇外甥。正统二年（1437），升监察御史。正统七年，奉使广东，次年秋，使事毕，将归，得热疾，不治而卒，马愉作《挽康御史》二首，以示哀悼。

　　总之，考察马愉“三杨”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出，马愉从中进士开始，就受知于“三杨”，并与“三杨”长期共事，无论是编修国史，还是侍讲经筵，可谓相处日久。作为内阁重臣，“三杨”对马愉寄以远大之期，而马愉也终未辜负他们的栽培，最终晋身文渊阁，成为明代为数不多的状元宰相。马愉虽然中道猝逝，未能施展其才华，为大明王朝作更大贡献，但在宦官专权的黑暗中，他“端重简默，门无私谒”，以高洁的节操而倍受世人尊敬，也不枉“三杨”的苦心。

　　作者：马庆洲 　《 中华读书报 》（ 2014年05月28日   15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