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文升传说（之二）

马庆喜

在明孝宗时期，马文升始终是举国关注的朝廷核心成员。人们钦佩他，不仅在于他曾经立下的赫赫战功，还在于他独特的人格魅力。这位坚守道德情操与理想追求的老臣，虽然几经挫折，却从来没有失去他的锐气。他敢于同胡作非为的奸宦势力抗衡，敢于向影响政治稳定的歪风邪气宣战，为“弘治中兴”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三峰山下的隐居生活

“公性介特，寡言笑，不尚华侈，举止庄重，修髯伟貌，望而知为异人。居官重名节，厉廉隅，虽位极人臣，闻名华夏，退然若不敢自居。至于值事变、临利害，屹然如山，不可动摇。”这是马文升墓志中对这位五朝元老的盖棺之论。
这个评价来得太晚了。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的中秋，当这块墓志埋入马文升的墓穴中时，被谥为端肃公的他已经去世两个多月。在他去世前的4年中，马文升在三峰山下，在悲怨中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时光。


4年前，孝宗死后，年少的武宗即位，重用宦官刘瑾，弘治旧臣受到排斥。年逾80的马文升频频遭遇非议。他知道，自己作为吏部尚书，一心兴利除弊，曾触动许多人的利益。他也知道，那个明朗的进取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他连续上了21道奏折，要求告老还乡，终于获准回到家乡，在三峰山下的观耜园中当起了三峰居士。


   归乡之前，他曾写下这样的诗句：
   朝罢归来意怆惶，暗将心事诉穹苍。
   天上阴云能蔽日，地间寒气已成霜。
   春风有意问桃李，鸿雁无心恋稻粱。
   不如安乐窝中去，静听鹃声叫洛阳。


观耜园如今已经成了一个村落。当前往探访时，惊讶地发现这里还留存着当年的一座建筑。房屋的主人姓马，自称是马文升的后裔。他说，这间房屋是观耜园中的过厅，前些年，这里还留存着阁楼等建筑，现在已经被拆掉了。


望着那雕琢精美而蒙受尘垢的门扉，你会觉得，我们与马文升的距离是这样的近。当年，他就在这间屋子里，借读书、写诗打发人生的最后岁月。他把观耜园中的主建筑命名为明农堂，闲来走出屋宇，看农人在田间耕耘，寄托他关注民生的情怀。但他会更多地想到往昔的云烟，想到国家的命运。那是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如今却被一个贪玩儿的皇帝和几个奸险的太监玩弄于股掌之间。每当听到朝中的新闻，他便忧愤不已。


回到家乡的马文升，并没有被朝中的奸党忘记。马文升返乡两年后，刘瑾在京城排斥异己，将众多大臣定为奸党治罪。曾任吏部尚书的马文升自然脱不了干系，也被削夺了官位，并被取消了各种优厚的待遇。他在锦衣卫中任职的二儿子也被遣回老家。又一次成了国家的罪人，这对于注重名节的马文升，是重重的一击。他的身体迅速地垮了下去，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马文升离开了人世。


两个月后，刘瑾事败被诛。朝廷恢复了马文升的一切荣誉，并追加官职，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马坟的传说

马文升坟墓的所在地有一个村子，村名就叫做马坟。这个山窝里的村子在当地颇有名气，但马文升的坟墓几乎已寻不到踪影。


时光已经过去近500年，马坟作为一位杰出政治家的栖身之地，曾经是人们寻幽探古的名胜。站在坟墓所在地向远处望去，杏山静默，湫水长流，景观很好。明代的一位诗人拜谒后，留有这样的诗句：


   展墓春风一望多，杏山湫水入吟窝。
   少师功业穹碑在，千载行人仰伏波。


遗憾的是，在最近的50年里，马坟前的石人石马被人砸烂烧成了石灰，马坟的建筑在人们有意无意间被损毁殆尽，甚至墓穴也多次被人侵入。笔者能够看到的马坟残迹，除了村中的两根石柱，便只有山冈上一段高高的土墙。


虽然马坟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但依然是村民心中一道抹不去的风景。一位田间牧羊的村民，兴致盎然地向记者讲起有关马坟的故事：


马文升是五朝元老，年纪大了，行动有所不便。有一次他和皇帝下棋，皇后在一边陪着看。有一个棋子掉在地上，马文升遂俯身捡拾，不小心捏了娘娘的脚。娘娘虽没怪罪，马文升却自觉惹了大祸，于是告老还乡。


后来，皇帝欲起用马文升，一再下诏让他进京。马文升不敢去，自称有病。皇帝让他进京看病。马文升又让家人说自己已经死了。皇帝说，带他的头来我才相信。马文升无奈之下只好自尽，头颅被送往北京。皇帝悲悯这位老臣，赐还了一颗金头。马文升的闺女哭道：“金头银头，也不如俺爹的肉头！”


金头入葬，一定要考虑被盗的可能。马家人为此也费了许多心思。埋葬马文升是在农历八月十五的黄昏时刻，禹州城的四门同时出现了四队浩浩浩荡荡的送殡队伍。第二天，禹州城的四方有了四座马文升的坟墓。孰真孰假，没有人能说得清楚。


有关金头的内容虽然有些惨烈，但毕竟反映了封建社会的政治生态。五朝元老告老还乡只因摸了娘娘的脚，却是让人意想不到的说法。作为特别尊崇马天官的禹州人，为何如此开这位老臣的玩笑呢？翻阅历史，我们不难想起武宗皇帝在豹房中的胡作非为。人们在谈起朝政要人时，也就不免开一些沾边的玩笑。

　　金吾骑士随身护卫

马文升的一生波澜壮阔，作为一介文臣，他纵横边疆多年，立下了赫赫战功，使敌人闻风丧胆。对于朝中的是非，他坚守自己的政治信念，始终张扬地表达着自我的见识，虽因此遭遇到了许多挫折，却始终没有退缩。早在处理辽东边事的时候，由于他不向主管西厂的大太监汪直示好，落入大狱，被发配到了重庆。成化二十一年（公元1485年），居功显赫的马文升是兵部尚书的当然人选。但方士出身的通政司左通政李孜省不愿与这位性情耿介、敢于直言的大臣共事，在宪宗面前做了手脚，将马文升调任南京兵部尚书，逐出了京城。直到孝宗即位，马文升在朝廷的地位才确定下来。


明代自土木堡之变后，便开始走下坡路。英宗之后的宪宗是个长不大的皇帝，终生依赖年长的万妃，又迷恋方士之学，常年不见大臣，在政治上没有什么作为。经历坎坷而明显早熟的孝宗继位，为这个渐趋没落的王朝抹上了一丝亮色。


当被继位不久的孝宗皇帝请到京城的时候，马文升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却丝毫没有收敛他的锋芒。那时，逢迎拍马、明哲保身成为政治时尚，他却坚守着自己的政治品德。出于对李孜省之流的厌恶，他一到到京城后就提出：“巡城御史、兵马司、锦衣卫逐一搜访，但有扶鸾祷圣、驱雷唤雨、捉鬼耳报一切邪术人等，俱限一月内尽逐出京。”新任的皇帝参加开春耕田的仪式，皇宫里的戏班来表演助兴，马文升正色斥道：“新天子当使知稼穑艰难，此何为者？”


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马文升改任兵部尚书。针对兵政废弛的状况，他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严格考核将校，有30多人因不称职被罢黜。这损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有人甚至夜持弓箭等候其门，准备行刺。还有人写书诽谤，射入东长安门内。这显然都是有背景的活动。孝宗支持马文升的政治措施，特批金吾骑士12人随身保护他。


马文升还提出，蓟州、宣府、大同三镇已有镇守太监，不应再设分守、守备、监枪等内臣。据他统计，蓟州有内臣9员，宣府有内臣8员，大同有内臣6员，共23员，“每员占用军人，少则二三百名，多则四五百名，通计侵占已有数千”。“此等守备之数，委之无益于事，有扰于边”，应当裁革。孝宗也依其议办理。这是对明代宦官参政制度的有力一击。

　　不讲情面的吏部尚书

弘治十四年（公元1501年），马文升改任吏部尚书，加衔至少师兼太子太师。在他之前，只有少数几名尚书、都御史得到这一荣誉。


对于官员的考察进退，马文升是很认真的。初任吏部尚书，他就对滥封传奉官提出异议。传奉官是不经过正常途径，由皇帝亲自传旨任命的官员。成化时最盛行。弘治初年，统加裁革，但后来又有封赏，一次竟达800人。马文升说，减一官，朝廷省一官之费。武宗即位之初，他按照孝宗遗旨，裁去传奉官762人。对内外官员的考察，他更加严厉，有一次便罢免朝觐官员2000余人。


马文升有的是治国雄心。他珍惜孝宗给予他的机遇，曾衷心赞扬道：“陛下图治若此，宗社之福也。”每当议论起朝政，他就热情洋溢，滔滔不绝，仿佛有着无限的精力。但他毕竟太老了。79岁那年，他行动不便，耳朵又背，上下台阶也要人搀扶。孝宗与他对话必须大声地重复。


可惜的是，这位马文升心目中的圣主体质太差，在36岁那年死去。年已80的马文升悲恸不已，“徒步号哭二十余里”为孝宗送葬。


孝宗登基之后，稳定局面，清宁朝序，一时间内外无忧，后世史家称之为“中兴令主”；弘治朝被称为“中兴之世”。人们不难看出，这个中兴之世的政治核心，是由孝宗与周围臣僚组成的那个群体，一个明君贤臣的群体。马文升是这个群体中至关重要的人物。